应对降价令 24家药协和药企联名上书国家发改委

　　“只要医院和医生有需要，我们大不了不做这种药，找其他高价替代药品提供给医院。”一位长期从事药品营销工作的人士听到“降价令”消息后说

　　本报记者 邹宁 发自上海

　　“上书团”与发改委

　　“这样一降再降，我们医药生产企业确实已经到了生死边缘。”张毅(化名)谈到近段时间的降价，一脸无奈。作为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上药集团”)下属一家药企部门负责人，从去年到现在，一听到“降价”两个字，心就会不由自主地收紧。

　　5月27日，刚在北京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参与“上书”回到上海的张毅，在记者的反复要求下，拿出了一份5月20日“上书”给国务院相关领导的报告给了记者，并保留了签有全国24家医药协会负责人和部分大型药企签名的第6页。

　　记者拿到的这份只有5页的报告，题为《标本兼治，才能解决看病贵——对价格工作和22种药品降价的意见和建议》(下称《建议》)。

　　医药协会的报告集中表达了24家协会代表各地制药企业提出的4点建议，大概内容为：药品是战略性物资，医药是战略性行业，国家在考虑药品价格时应该留给企业必要的空间；60%的平均降价幅度过大，民族医药工业难以承受，建议将幅度控制在20%之内；三资企业药品和进口药为主的原研制药品不应该和民族工业药品区别对待，只降20%~30%，而应该保持同样降幅；建议建立行业协会、消费者等多方参与的信息反馈机制。

　　在报告中，医药协会代表同时对国家发改委以“出厂价低”为依据制定降价方案的标准提出质疑。

　　而另一份由国家发改委提交，关于对以抗生素为主的22类药品实施降价的报批材料，一个月之前就已在国务院相关部门的案头出现。

　　今年4月初，国家发改委组织的药品价格调查小组悄然赶往上海等地进行实地调查，在上海期间，先后前往上药、罗氏等4家大型制药企业调查了解药品的生产成本和出厂价格等情况。4月底，国家发改委召开药品地区价格协调会议，会议材料随后发到了全国药企的手中。这份题为《降价草案拟定情况说明》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此轮降价的大致情况、“划分统一价和单独定价临时价草案的说明”、“草案拟定的基本原则”；其后是“部分药品统一定价降价草案”和“部分单独定价及原研制药品临时价格降价草案”。

　　降价涉及抗微生物药品18种、调节免疫功能药品2种、抗血小板药品1种以及微生物类药品1种。拟降价的平均幅度达60%，其中几个药品降幅高达90%以上，与以往几次国家统一降价相比，这次的幅度是历年之最。

　　消息一出，全国6000多家药企反应激烈。一位医药界人士透露，抗生素类药品的销售占据全国药企平均毛利的50%以上，这50%对许多企业来说事关生死。

　　5月12~13日，全国20个省市医药行业协会会长、秘书长会同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中国中药协会、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共24家协会聚首天津，举行了一场气氛压抑的“联谊会”，商量“上书”国家相关部门，要求慎重降价。

　　目前，对于国家发改委的拟降价方案和各医药协会的“上书”，国务院还在权衡中听取各方意见，全国的数千家药企也在等待最后的结果。不过，此时各地制药企业却率先“动”了起来。

　　5月31日，从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传出消息，迫于成本压力，华北制药集团、石家庄制药集团、山东鲁抗医药集团、哈药集团制药总厂4家企业从5月23日起，对青霉素粉针普通天然胶塞和非普通天然胶囊80万单位价格进行调整，幅度为在各公司原有出厂价基础上分别上调0.01元/支和0.03~0.04元/支。

　　“降价令”瞄准医药体制“终极标靶”

　　作为受降价令影响最大的制药企业，“上书”反映最为集中的是对现在的“以药补医”、“以药养医”的医疗体制格局。降价仅打击了现有体制中的“行贿者”制药企业，而对“受贿者”医院的改革力度却没有那么猛烈。

　　2001年5月至2004年6月，国家发改委降低了近1000种药品价格，医保目录药品平均降价幅度在15%以上，累计降价总额约300亿元。而药品价格却拉出了一条反向上升的曲线。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曾对药价问题深入调查后指出，我国药品市场的流通环节多、没有经营资质的隐性交易主体多，暗箱操作多，药品从生产到销售终端一般经过6~9个环节。

　　在我国药品销售总额中，通过医院系统销售的药品占80%以上，近几年在医院的总收入中，药费收入占60%左右，少数中小医院高达70%~80%。

　　陈文玲表示，目前医药销售市场中的公开交易者包括众多制药企业、药品批发企业、零售药店、药品连锁店、医疗机构等。而潜在的隐性交易者则包括医药代表、医院药房、有处方权的医生、招标代理机构和非法药品集贸市场上的个体药商等。众多力量的汇集，形成一股推动药品涨价的“合力”。

　　山东一家国有大型药品生产企业的工作人员刘强(化名)介绍，按照惯常操作，在现有医药招标体制下，同一药品的中标企业一般为5家左右，“入围药厂互相压价的同时还要比回扣的高低”。

　　在这样的情况下，药企为了适应竞争，采取逆向定价方式，“高报价、高定价、高回扣”来打通各个环节进入销售终端。

　　刘强说：“药企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如果不提供丰厚回扣，医院可以改用其他中标企业的药品，或者绕开已经降到底线，转而找其他价格高昂的替代药物。”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医药价格处处长卢凤霞也在一份题为《根治药品价格虚高还需猛药》的调查报告中指出，降低药品价格虚高，目的是挤压中间环节不合理的差价收入，减少药品流通中高折扣、大回扣的空间，为减轻患者医药费负担创造条件。

　　卢凤霞还提到，在过去公费医疗体制下，由于国家和企业承担着医药费的支付责任，医药费用多少与患者个人利益无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医生和患者形成利益共同体。医药消费量和医药价格缺乏硬约束，使得医药服务过度消费、药品“虚高”成为可能。

　　24家药协的《建议》中也指出：“目前体制下，医疗机构为了追逐高收益，可以通过如招标采购来压低价格，药品生产企业在无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为占领市场份额被迫不断降低出厂价，造成很多产品的出厂价严重背离其价值。”

　　还提到“医疗卫生改革滞后是‘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本原因。财政补贴不到位、医疗机构以药补医的现实形成高折扣、高回扣为主的药品推销机制和高价药好卖的机制。药品凭医生处方使用，医疗机构对用药处于垄断地位，通过开大处方、用高价药、增加诊断检查费用等手段获取最大收益。不合理用药是看病贵的更重要原因。”

　　“只要医院和医生有需要，我们大不了不做这种药，找其他高价替代药品提供给医院。”一位长期从事药品营销工作的人士听到“降价令”消息后说。

　　药企悲观应对降价变局

　　对于降价对医疗体制的影响，药企纷纷表示悲观。“如果降价的同时医院体制改革停滞不前，药企就会成为唯一的牺牲者。”上海一家药企负责人说。

　　“价格确实存在虚高的一面，但是如果降幅过大，企业会因为该类产品无利可图或者赔本，选择停止这个药品的生产。但是相应的外资同类高价药品及小型药企生产的替代药品会继续领军抗生素市场，患者药品费用不会有明显降低。”刘强对降价前景表示担忧。为此他举例说，如今在我国许多大中型城市的医院里，几乎看不到青霉素的影子，因为药价低廉药企无利可言，医生有没有回扣可拿，使用起来还要经过“皮试”等麻烦，青霉素逐步退出了城市医院的药房。

　　“三资企业的药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我国的价格主管部门也很难对其真实成本和中间环节费用进行核实。”刘强说。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的化学制药企业绝大多数品种产能过剩，生能利用率仅为40%~50%，多数药品严重供过于求。而我国生产的所有化学药品中，仿制药占97%以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药品不到3%。

　　同时，对进口药、合资药、国产新药的审批与药品合理定价脱节：市场准入权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价格管理权却在国家发改委。外商制药企业生产的药品价格在本来的高位受到关税、进口专利新药在保护期内等因素更是升到“天价”，许多国产新药也开始跟风而上，纷纷改变剂型、名称、规格、包装，与进口药、合资药一起抬高了药品价格总水平。

　　上海华源长富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沈维钧介绍说，国产新药的研发受到资金的困扰一直乏善可陈。“现在我国每年投入销售收入的1%研发新药已经算是很不错了，而在国外，这个比例是15%~20%。”他还介绍说，除了研发资金的缺乏，国内的制药企业大多面临技术改造、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环保成本的支出等带来的资金短缺问题。2004年，华北制药、哈药集团、石家庄药业、鲁抗制药、上海华源长富等领军企业，经济效益已经开始出现大幅度滑坡。

　　降价令箭在弦上，“内忧外患”的医药企业重新站在了十字路口。部分制药企业表示要转而从事医药原材料供应，扩大原料出口；另外一些则表示将停止一些降到底线的抗生素类药品的生产，控制亏损面。

　　上药集团拥有新亚制药和新先锋制药两家大型抗生素生产企业，之前曾与鲁抗、新华两家山东抗生素生产巨头讨论“联姻”，扩大产能。“降价令”传出后，上药集团跟鲁抗的“联姻”一事搁浅。大型企业通过扩大产能达到规模效应降低成本的趋势并不十分明朗。

　　目前我国由政府定价的药品从2001年以前的103种扩大到目前的1000多种，而我国制药企业生产的药品已有十几万种，已经放开由市场调节的药品占所有药品的90%以上，这部分药品并不在政府的调控范围之列。医保病人的治疗费用在国家的调控下正在逐步降下来，而等在后面的则是更大范围的广大农村和医保外人员看病难、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