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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姚 峰 李伊琳
温州、上海报道
一份名为《关于温州人投资山西煤炭产业情况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首度由官方揭开了“温州炒煤团”的“真相”。
该报告由专门的调查组撰写。调查组由浙江省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与浙江省相关能源部门、温州市政府协作办四方面人员组成。据悉，《报告》目前已经递交温州市政府办公室。
《报告》并不回避温州煤团给当地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矿山滥采乱挖、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但强调这“其实是整个煤炭行业甚至资源型地区普遍遇到的问题，并不是温籍投资者的独有做法”。
此外，《报告》还建议温州市政府落实牵头部门，开展“温煤供温”研究。这对于饱受资源之困的温州乃至浙江，意义重大。
而相关的引导措施已然启动。4月中旬，一纸“温市经协(2005)15号”文件由温州市经济技术协作办(以下简称经协办)发往相关温州商会，要求加强与当地从事煤炭、石油领域的温籍企业加强交流。
这是官方首次介入温州煤团。
调查可信度
去年下半年媒体对温州炒煤团进行了密集的报道，此事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而浙江省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无论事实是否如此，这已经影响了山西、浙江两省之间的正常关系，对浙江人在晋创业造成了负面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调查开始酝酿。调查组由浙江省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与浙江省相关能源部门、温州市政府协作办四方面人员组成。温州协作办隶属于温州市政府，职能定位是“温州市委、市政府联系、服务、指导外地温州商会和在外温州人工作的职能部门”。
记者获悉，该调查从2004年12月21日正式开始。当日，太原大雪纷飞，而那时又是温州煤团正处于“舆论危机”漩涡之中，调查组的到来自然让温州煤老板们倍感“温暖”。
但温州经协办在日常工作中和各地温州商会和温州商人联系紧密。基于此，一个自然而然的疑问是，由于立场所限，《报告》的客观性有无受到影响？
另外，此次调查仅为期7天，能否全面反映出温州煤团的真实状况也存在疑问。
但该《报告》的主旨是向上级机关反映情况，以便针对情况作出进一步决策，而温州市协作办作为温州市政府的下设部门，自当在力量所及范围内，反映真实情况。
也正是这个原因，该调查的意图并非是对外做出任何的澄清或宣传。协作办主任蔡永进对记者多次表示：“我们调查的结果仅供工作需要，并不想做任何角度的报道”。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记者之前曾多次与协作办沟通，试图取得该《报告》，但都被婉言拒绝。后多方辗转，才从其他渠道获得该资料。
其次，调查所依据的资料丰富，不仅有各类主管部门的大量登记资料，而且深入多家煤矿现场求证，在外界对温州炒煤团莫衷一是的背景下，《报告》应该是目前最为权威的描绘温州投资者入晋投资煤矿的全景性资料。
据《报告》披露，目前在山西由温籍投资者经营的中小煤矿有300多个，累计投入资金约30亿人民币，年总产量约2000万吨，占山西煤炭年产量的4.5%，全国的1%。
温州煤团投资的方式主要是私下承包(或称买断)矿井经营权。也就是说，煤矿名义上的法人仍是当地县或乡政府、企业及个体老板，而实际经营管理者是温籍投资者。矿井的承包期短的以6—10年期居多，短期承包大多一次付清承包费，长的分期支付。
在空间分布上，几乎山西每一个产煤县都有温籍投资者。其中，北部大同，南部晋城、长治，中部原平等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相对较多。比如，该省原平市长梁沟矿区62个矿中，就有59个被温州人承包。
之前有报道称，山西境内60%的中小煤矿已由温州煤团承包，年产量共计8000万吨。对此，《报告》解释，这个统计存在重复计算——由于“一个煤矿同时有数个投资者，温州人的股份也许只占到1／3、1／4甚至1／5，流传出来就被算在温州人的名下了”。
为什么是温州资本？
“我们起码有三十年时间在挖洞，近两年才当老板”，在调查中，一名早期活跃在山西煤矿行业的温州老板对调查组如此透露。
据《报告》，温州资本进驻山西煤矿行业有其必然性，大致可分两个批次的“转身”。
第一批投资者基本是温州市苍南和平阳两县的井巷工程公司职工，这批温州人当时主要以施工为主。到上世纪90年代初，新建矿井逐年减少，掘进市场逐步萎缩。由于掘进施工队与煤矿的亲密关系，一批掘进队经理或职工顺理成章将沉淀的资本就地“转业”，率先在当地承包煤矿。
之后，伴随着煤炭市场的景气日盛，这批包工头返回家乡筹措资金，并告诉好朋友来“一起发财”，这就掀起了温商进驻煤矿的第二次高潮。
温州人能够在行业低潮或复苏期提前进入山西占据煤矿，并享受到行业上升时获得的巨大利润，自然离不开温州人所特有的眼光和胆识。
但将温州煤团的崛起归功于此，显然过于简单。
十几年前，当温州人进入山西准备挖煤时，他们发现山西本地的金融系统普遍拒绝给煤矿和矿山贷款。金融系统的不支持也很好理解，一位温州投资者说，当年的“煤价低迷，煤矿效益都不好，银行给煤矿贷款的确需要很大勇气”。
《报告》分析，由于煤炭是高投入产业，民间投资者自有资金往往不够，温籍投资者就充分发挥温州民间资本丰富的优势，采用民间借贷的方法进一步筹集资金。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温州人能成批挤走当地竞争对手，在山西站住脚跟的重要原因。
即使现在看来，当年的煤矿承包费绝对“便宜”，但从绝对数额来说，这笔承包费依然不菲。以投资一个3万吨的绝对“小”煤矿为例，必要的生产设备、人员工资的投入，再加上承包费，启动资金不可能低于500万元。
500万对于一个民间投资者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即使富如温州人，单个的投资者也很难投资煤矿。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匡算出的温州民间资本总额为2770亿元，但这些资本分布非常均匀、零星，一般单个拥有者多为50万至100万之间。
行业和资本特性决定，温州煤团进入必须“抱团”。而温州人之所以崛起，核心的原因就在于温州所特有的“草根”金融力量。《报告》显示，温州煤团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三种：自有资金，银行借贷，民间筹资。而民间筹资的比例在一些煤矿超过80%。
记者的调查和《报告》的结论基本相符。苍南一名姓李的山西煤矿投资商，1980年代初进入山西，前十余年主要是做井下工程。五年前，当煤炭行业开始复苏，他预感到商机来了，但投资一个煤矿起码要500万元以上，于是，他拉拢妹夫和弟弟筹措资金一同投资。目前，他们在山西投资3座煤矿，投资额2500多万元。
他的故事虽不算最典型，但是温州煤团的一个缩影。
温州煤团不“炒”煤
在晋的温州煤商目前正处于丰收期。《报告》指出，中小矿每吨煤的开采成本在30元左右，而最便宜的原煤出售价格也在100元／吨以上，最贵的洗精煤已卖到500元／吨左右，单位产品毛利率远远超过100%。所以不论资本投入多大，温籍投资者一般2—3年都能收回成本。
也正是这种近似暴利的信息，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温籍投资者赶赴山西加入掘煤行列。
但与外界的诟病不同，温州资本胜利的取得“合情合理合法”。
“我们是干实业的，跟炒房团有着本质的区别，哪怕投资差一元钱，煤炭也不会被挖出来。”山西省浙江煤炭企业协会副会长周时选极力否认温州商人在山西炒煤。
一位温州煤团老板告诉记者，温籍投资者以极快的速度大量进入这个行业，并提升产量，对缓解供求关系，平抑煤价是有利的。
但《报告》认为，无论诟病或者褒扬，这两顶帽子对于温州煤团都不适合。“温州人对煤炭产业的提升和供求关系的缓解作用都是十分微弱的，或者说是象征意见大于实际效用。”
外界对温州煤团的诟病主要在于温州煤团炒煤，破坏了正常的市场价格。但既然为“炒”，自然有两个因素不能缺少：垄断市场和操纵价格。
“假如把煤价上涨归罪于温州煤团，这实在高估了他们的能量。”主要原因在于温籍煤炭投资者的产量占全国及山西的份额很小。2005年，温州煤团产量仅占全国1%，《报告》认为这种份额根本起不到所谓“炒”的作用。
但《报告》也指出，温籍投资者毕竟不是当地人，难以对当地的生态保护、资源循环利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引起重视。这也就成为山西方面对温籍投资者有看法的主要原因。
另外，由于温籍投资者多采用私下承包经营权的方式包矿，不当法定代表人，发生人员伤亡后多以钱平息事端，不须承担责任，温州煤团的高额赢利与矿工低微的劳动所得，也成为当地社会不满的又一原因。
但《报告》有句话耐人寻味：“他们给当地带来的负面影响其实是整个煤炭行业甚至资源型地区普遍遇到的问题，并不是温籍投资者的独有做法。”
“他们能有什么错呢？”民建中央常委、中国天正集团董事长高天乐对记者表示。他说，追求超额利润是商人的本性。
《报告》认为，温州煤团对于温州乃至浙江还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温州是能源消耗量很大的经济相对发达城市，却资源匮乏，能源自给严重不足。温州市能源特别是煤炭消耗的90%以上要靠省外调入，2003年，温州规模以上企业的煤炭总用量为418.86万吨。温籍投资者在山西的煤炭年总产量约2000万吨，是温州市年需求量的5倍，潜力十分可观。实际上，对于整个饱受资源缺乏之苦的浙江也意义深远。
《报告》建议，温州市政府落实一牵头部门，开展“温煤供温”研究。调查组人士透露，已经有温籍投资者表态，只要政府能解决运输问题，他们愿意统一起来，优先把煤炭卖给家乡。
《报告》总体认为，温州人“炒煤”的提法是不合适的，此外“从培育比较健全的煤炭供应结构角度看，温州人的投资行为还证明了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在解决中国能源供应问题方面，完全可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值得煤炭等能源行业管理高层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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