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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
近日，雅芳直销试点和雅芳风波引起了业界和媒体的强烈关注。先是雅芳全球CEO钟彬娴4月8日高调宣布雅芳获得商务部和工商总局联合批准的国内首张直销试点牌照；就在人们为雅芳弹冠相庆之时，4月11日，雅芳50多家经销商以“公司开展直销损害到专卖店利益”为由，来到雅芳中国总部向其“讨说法”。
尽管据雅芳方面的说法事情已经平息下去了，但有关评论认为，在直销立法即将出台的敏感时期，雅芳获得的全国首个也是唯一的试点批文向外界传递出了一个信号：严格监管、单层先行将是中国直销市场开放初期最大的特色。同时，这也表明，在直销立法和直销开放过程中，必须慎重处理“利益相关者”的各种关系。
中国直销市场对有志于进入这一领域的企业和个人来说，都是一块诱人的蛋糕，因此，开放直销市场不仅是落实入世承诺，更是大势所趋，而直销立法则是为直销市场打造一个可监管的游戏规则。但正是在如何开放市场和建立游戏规则这一点上，管理层遇到了一个两难选择：是应给予市场自由多一些还是秩序多一些？
显然，一个令人担心的事件是，开放直销市场后，会导致部分企业浑水摸鱼，引发其他社会问题。过去非法传销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使政府对任何有可能借直销开放和立法而导致变相传销的苗头都抱有高度的警惕。
如果说，对过去非法传销的记忆之痛使政府在直销开放和立法的价值选择上倾向于秩序，那么，多层次直销的现实和直销人员的就业压力则可能使政府为企业开启一扇自由的大门。若为管理之便在立法中只倡导雅芳的单层次直销模式，不仅凸显了立法与直销企业之间的内在张力以及监管手段的落后，而且它还面临一个紧迫的实际问题，即众多实行多层次直销的企业不得不再次转型，从而涉及大量直销人员的转岗安置。
在国外，从事直销的人员多半为兼职，而在中国则基本是全职，有的甚至将其作为一项终身职业。全国有多少直销人员，虽未见统计，但肯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仅安利公司，就有18万人。如何来安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员的转岗就业？倘若再加上在当前农民源源不断涌入城市寻找工作，以及大学生就业难的情况下，有一部分农民和学生会进入到直销这个领域，对政府来说，就业压力是不能不考虑，否则也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
可以说，上述两方面因素导致政府在直销的开放和立法上，徘徊于秩序与自由之间。从深层来看，政府的两难选择是当前中国社会环境的特点所致。为什么直销在西方国家能够正常发展，而到了中国却屡屡滑进金字塔式传销的陷阱？归根结底在于西方国家的市场相对成熟、稳定，直销员弄虚作假败露的风险大，机会成本较高；中国则正在经历激烈的社会分化和变迁，直销员弄虚作假败露的几率相对较低，机会成本也低。
这也就意味着，至少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内，管理层要更频繁地面临深刻的政策目标冲突：一方面，要强调规范、监督，也就是侧重秩序；另一方面，又要顺应直销的发展趋势，减少人为的、不符合实际的监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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