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送给世界的潘多拉盒子

　　作者：福卡

　　“打击盗版，保护知识产权”近年来在国内已达成主流共识。从道德、从理论、从与国际接轨方方面面已论证到滴水不透的地步，然而现实生活总是在和评论员开玩笑——中国的盗版在全世界最严厉的刑罚和行政冲击下不仅生生不息，而且得到全球最大市场的消费者爱戴，并且每一次技术进步都成为盗版强有力的支撑。

　　如果说存在未必就是合理的，但存在肯定也是有道理的。当大家已经听惯了“盗版等于偷窃，挫伤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并终将导致行业萎缩，到时候大家没有歌听，没有电影、电视看”的惨状描述后，盗版却长命无衰。那么是否还有另一半道理出于各种因素未落入人们的视野？毕竟科学应该是可以证伪的。

　　作为一名消费者，以更低的价格购买更好的产品是永无止境的追求，市场正是围绕这一欲求展开激烈竞争，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机制、规律得以充分展现。其中之一是引导资源向高利行业配置，然后促使整个行业从垄断暴利趋向平均利润。然而这一过程在正版厂商那里是看不到的，恰好构成盗版的强大动力源之一。

　　从我们身边一系列的反差中颇能窥见一斑：当一个通讯专业的研发人员为30万元年薪沾沾自喜的时候，殊不知这只不过是小燕子赵薇送给老爸的生日礼物(一辆别克)的价钱；台湾当红女生组合S.H.E三个不大的小女生自出道以来已赚了4亿元，被媒体称为“会走路的印钞机”；疯狂的追星族动辄以千元价格争抢前排门票，千元以下不用高倍率望远镜是看不到的；身边的演艺界人士好像总是过着声色犬马的风光生活，激起无数少男少女不灭的明星梦，每年报考演艺院校人山人海……这样另类的问题就出来了，作为产业链终端的消费者究竟为这个行业的风光付出了多少不必要的代价？但他们议价的能力却几乎为零，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高度扭曲的垄断市场。

　　创作人员版权拿了多少、艺人通过演出拿了多少、演艺经纪公司到底用了多少培训、包装、拍摄成本、各级发行出版商如何切分利润……整个产业链的利润总量及分配规则都沉在海面之下，没有人据此算明细账，当然也就不知道还有多少潜力可挖。

　　大家听到的只是盗版伤害了原创，似乎消费者不花大价钱买单，到最后就没人愿意写作品。从道德角度、从利润角度、从法理角度，整个产业链各环节联合起来反盗版合情合理。但从另外角度，正是正版市场的正版厂商们不愿向市场经济规律低头，才真正对盗版养虎为患，这才是十年来正版、盗版得以同时大发展的合理解释。

　　无论是运动式严打还是道德呼吁，只要一边攫取超额垄断利润，一边又让消费者从道德出发服从卖方单方面定价的伪市场经济一日不变，盗版蔓延就如原上之草。以国内音像出版为例，音像公司虽是企业化管理，却拥有部分职能部门的权力，拥有政策赋予的“尚方宝剑”。正版价格的制定过程有些是“一言堂”。行业垄断维持着远远超出消费者承受能力的离谱高价。

　　中国人看电影的票价收入比和美国人比一下，结论不言自明。另一个大名鼎鼎的案例是微软。从来只谴责中国市场“小偷”多，不提自己对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多么苛刻。首先是价格歧视，在中国始终维持垄断高价，漠视消费者的呼吁，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反倒网开一面。其次，对中国的高价策略本身已内含盗版损失补偿考虑，却还不断指责中国打击力度不够。现在索性对盗版开始设计陷害，通过“木马计”摧毁盗版使用者的电脑系统。这样的反盗版除了刺激盗版生产者更加起劲地全面进步外，不会有其他结果。

　　其实盗版产品和正版产品相比，质量和售后服务上还是有不小差距的。消费者之所以宁愿选择前者，一方面品质差异不足以反映价格差异，即盗版性价比更高。另一方面价格要素之所以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中最敏感的手，是和中国现阶段国民收入水平、结构相匹配的。

　　本文并非鼓吹盗版有理。但在中国知识产权领域，不仅法律是从国外移植过来的，连法官、研究人员接受的都是国外机构和公司赞助的培训。他们接触的都是真理的一个方面——知识产权神圣而不分国籍，和国际接轨乃大势所趋。接触不到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也有危害的一面，也有被利用来打击竞争对手的时候。因而他们疏于分析盗版长盛不衰的内在机理，迁怒于打击力度仍不够大。

　　事实上，美国虽然拥有强大的专利制度，但是没有针对专利的刑罚，只是从民事法庭角度裁判。但中国的《专利法》最高可判人七年，而且中国还有独门兵器——“行政拉网式打击”。最强大的打击力度孕育出最顽强的盗版生命力，悖论说明研究思路存在重大盲区。发达国家历史上都曾将知识产权作为灵活的政策工具，拒绝保护知识产权或以收取较高费用等方式来歧视外国人等是司空见惯的事。

　　上述分析表明，一是国内仇视盗版的强硬派们除了空泛的道德批判与接轨呐喊外，其分析逻辑至少是不全面的，因此他们自己可能也正在用盗版软件写着反盗版文章。二是对知识产权归根到底是投资利益问题认识不足，不自觉地成了别人的工具。目前中国重要领域70%～80%专利技术都是国外的，大多数工业产品主导设计已经完成，专利都已固化在标准中，跨越这一阶段仅仅靠一句自主知识产权是不够的，必须通过学习模仿等阶段。而且由于各国发展阶段不同，知识产权政策是否应该有所差别？后发国家是应该倾向于知识传播还是知识保护？国际经济学界、法学界、政治界都一直存在争论。这方面中国的理论界和实践层面创新的空间还很大，完全不必被外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牵着鼻子走。上海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