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放双轨制：部门监管变革下的产业无奈

　　作者：温秀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厂商告诉记者，现在不少地方的安检部门根本不监管，只收钱。甚至出现给钱不合法也合法，不给钱合法也不合法。

　　2005年农历正月十五刚过，南京财经大学市场营销系主任陈晓东告诉记者说，南京玄 武湖公园里，初一早上光是爆竹的纸屑就扫出50多吨。事实是，因群众呼声，原有282个禁炮城市已有106个部分解禁，烟花爆竹市场盛况空前。不过河南省浏阳市日丰烟火制造公司董事长肖远楠告诉记者，出厂价50元的爆竹被卖到了300多元，北京市场上70%的鞭炮是“黑货”，这都是时禁时放和“管而不监”惹的祸。

　　禁放令显然正在全面失控，各级政府正遭遇巨大的立法尴尬和执法挑战。数年前，石家庄市政府曾就解禁问题向1739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征求意见，结果82.6%的受访者表示赞同解禁。那么当初立法又是如何得以通过的呢？在开与禁两种不同的呼声之中，政府究竟如何抉择才能避免始终摇摆于其间的尴尬，对于可能存在或已经存在的问题，监管部门是否真的准备好了呢？

　　暴利下的“黑货”市场

　　北京昌平的高档别墅区里，十分钟“烧掉”1000多块钱炮竹的王佩沮丧地发现没有1万元根本看不出燃放“规模”；而郊区的很多定点燃放专区更是车挤车、炮接炮，慕名而来的城里人为经销商带来了滚滚财源。“我逛了五个定点销售专区，发现一个2000头的鞭炮价钱可以从60元要到120元。比起那些私售摊点往往能贵上三四倍。”水涨船高的价钱倒还是其次，王佩只是弄不懂这些“高贵的燃放专区”背后是不是存在着真正的“特权”。“有限开禁造成的双轨现象，可能反倒助长了有人从中谋取暴利。”王佩说出了很多人对这一现象的共识。

　　肖远楠告诉记者，他们想在北京办个分公司却怎么都批不下来，但事实是，北京市销售的1个亿的烟花爆竹当中，仅仅有1200万元是通过正规渠道售出的。他说参与非法渠道流通的未必都是非法厂商，在暴利驱使下，一些合法厂商也会铤而走险。就全国范围来看，非法渠道流通的烟花爆竹占到三分之一强。

　　那么这些烟花爆竹上市前合法的流通环节是怎样的呢？那些合法渠道商的日子到底如何呢？

　　晋中市烟花爆竹有限公司总经理原云飞告诉记者，原来全国的烟花爆竹经销企业都隶属于各级供销系统，后来要求取消主管单位，各地都陆续进行了股份制改造，所以不少地方的批发商其实都是国家控股的特许经营企业。

　　不过各地的正规经销企业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非法渠道的干扰。“他们的价格往往比正规渠道低，一是没有税费问题，二是靠偷工减料压缩了不少成本。”原经理告诉记者，个体作坊生产的炮竹，标着1000响往往只有400多响，而且他们的安全和质量成本也很低，能够帮经销商节省很大成本，对正规批发商形成了不公平竞争，而且还有安全隐患。

　　“秋后算账”苦了生产商

　　烟花爆竹的火爆售卖让人们理所当然的觉得，背后的产、供、销体系肯定也赚得“盆盈钵满”。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生产厂家却觉得日子不那么好过了。

　　肖远楠告诉记者，在这条生产链上，最难的是厂商，利润最大的是经销商。“他们可以随便卖，但我们有限的利润却因为各个环节的问题难以及时兑现。”他告诉记者，一般厂商的利润在13%～20%之间，但实际未必能拿到那么多钱。

　　在我国的烟花爆竹生产行业，有一条基本行规，就是货到后(一般是年初)先付60%，年底再支付另外40%。而先期拿到的这些钱扣除13%的税率和一些基本的生产成本之外，往往就只剩下40%，而这笔钱往往刚够投入再生产的周转资金。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浏阳的烟花爆竹工人的工资往往是一年一付，年底结算，逢重要年节，或者9月份有孩子上学时，可以先支付一个月的工钱。“相比之下，有能力的生产厂商都愿意做利润相对较低的出口业务，这部分比重一般为30%。之所以这样，图的就是资金回笼快，对方只要认可你的质量，往往会很快以现款支付。”肖告诉记者。

　　此外他们还要与非法的手工作坊较量。业内人士表示，这部分企业大概占到30%～40%左右。他们往往是市场的搅局者，也包含着巨大的安全隐患。

　　法律监管下的产业无奈

　　不少正规厂商和渠道商都抱怨日子不好过，在他们看来，如果说利益驱动造成了是市场混乱，那么监管不力则严重破坏了健康有序的经营环境。

　　原经理告诉记者，现在时禁时放的政策，对安全管理其实很不利。他说因为晋中一直都没有采取过禁令，所以他们在长期的实践中摸索和总结出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经销管理体制，能对渠道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但另外一些城市由于政策不稳定，销售管理的随意性较大，监管难度就更大了。

　　更让他担忧的是目前的监管体系。原经理告诉记者，以前全部由各级公安部门负责，管理力度比较大。现在公安部门把销售许可证的发放和安全事故处理的职责移交给了各级安全监督管理局，自己负责打击非法销售和运输等事宜。但这样做的结果是有些地方的公安部门认为自己对此事已经完全没有责任，把所有的职能都推给了安监局。“要知道各级安监局的力量十分有限，而且没有基层组织，于是就造成了监管空当。想想以前，公安部门管理时，每个乡镇都有派出所，管理力度很大，尚且有那么多问题，现在安监局势单力薄，隐患就更大了。”原不无忧虑地表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厂商告诉记者，现在不少地方的安检部门根本不监管，只收钱。甚至出现给钱不合法也合法，不给钱合法也不合法。“他们总有名目繁多的理由向我们收钱，发一车鞭炮到外省一般每箱都要交至少1块到4块钱不等的费用给公安部门。有的省份干脆只要给钱，随便什么渠道的货物都可以进来，秩序很混乱。而且很多事故都是由非法产销造成的，但合法厂商却得跟着受连累。”对此，肖远楠也深有同感。“可我们没法退出来啊，大家都指着这个吃饭呢。”

　　陈晓东告诉记者，浏阳市花炮局的一位局长就曾说过，烟花生产每年给他们带来的销售额大约在20亿元左右，如果没有了它，恐怕浏阳市的经济会倒退10年左右。正因为这个，他们对安全生产很关注，而且事实上，集约化生产容易提高管理效率和安全质量。“巨大的需求和利益驱动不是说禁就禁得住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引导，趋利避害，而不是一味去封堵，更不是堵不住索性放任，这事关利益，更事关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