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球村：草根NGO生长之困

　　见习记者 于南 北京报道

　　2004年末，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社会公益奖候选人廖晓义最终落选。

　　作为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主任，著名的民间环保人士，九年的时间，廖晓义和她的“地球村”，从垃圾分类到适度能源消费，逐步走入公众视野。九年的磨砺，也让她对草 根NGO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人才之困

　　“地球村”的办公场所，在京城北四环往北的某住宅小区，这是房地产开发商免费提供的一套公寓。三居室的空间内，十几个年轻人正在各自忙碌。

　　北京姑娘宋汐，去年大学毕业来到“地球村”。

　　她告诉记者，上中学时受化学老师影响，开始接触环保，大学读了环保专业，当过环保志愿者。她很庆幸自己的选择，“我热爱我的工作，希望能一直做下去。”

　　和宋汐一样，北京大学生态学的硕士研究生毕业陈梅，加入“地球村”也是出于对环保事业的热情。不同的是，现在她已经离开。

　　原因很简单，她觉得自己几个月以来每天的工作只是处理些事务性的琐事，加上收入也不高，她最终决定去考博。

　　在地球村，像陈梅这样进来又离开的人很多。“地球村”行政主管栗力告诉记者，现在有15个工作人员，工作时间超过两年人的只有4、5个，人员流动很大。

　　“走的原因很多，有些人是为了增加得到国外大学奖学金的可能性，到这里来从事一些公益活动；还有些人就是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临时到这里干活，一有合适的机会就离开。”

　　栗力也承认，“地球村”能给的薪水有限，只有真正有公益心的人才能坚持。她介绍说，这么多年离开“地球村”的人中，没有一个再选择NGO就业。

　　对于其他同事的离去，宋汐很理解，她说，北京生活成本太高，而“地球村”月薪只有1300元。“要是我家在外地，要租房子，当初可能就不会来这工作了。”

　　坚持者还在坚持，但对于国内的草根NGO，人才越来越难留住，连合作伙伴国际NGO组织，也开始加入人才争夺的行列。

　　对此，廖晓义十分担忧：“稍微优秀一些的人才都被像WWF(世界自然基金会)之类的国际NGO挖走了。他们给的薪水比我们多5倍甚至10倍，我们没法竞争。”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认为，从国外的情况看，NGO组织人员流动频繁其实很正常。“NGO自身也要调整心态适应这种情况，不能苛求别人忽视物质利益，应该尽一切可能维护他们的应得利益。”

　　邓国胜介绍，我国现行立法关于NGO组织成员的内容基本为空白，只是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简单规定“社会团体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和保险福利待遇，参照国家对事业单位的有关规定执行。”但除了工资和保险福利待遇之外，专职工作人员的其他权利义务是否适用《劳动法》的规定？还有人数众多的志愿人员的权利义务如何？

　　只有维护个人的合法权利，个人的积极性才能得到最大的发挥，整个NGO才可能稳定而富有成效地运作和发展。

　　栗力向记者表示，经过努力，“地球村”已经为员工在北京市朝阳区社会保障部门参加了“三险一金”的社会保障，这对“地球村”今后吸引人才或许会有所帮助。

　　“关键是要给人才一个发展的空间。”邓国胜说。根据他们的调查，目前国内很多NGO组织内部管理混乱，存在家长式管理和个人英雄主义现象。员工为NGO组织的领导者打工，领导并不会想到他们未来的发展。虽然不少员工有很好的信念，但因为看不到发展空间而不得不选择离开。”

　　事实上，国内NGO都在努力从精英色彩比较重的初创时期，转入一种制度性、组织性的运作方式。另一家著名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已经成功招聘了一位年轻的总干事，逐步取代73岁的创始人梁从诫的日常管理工作。

　　廖晓义也对记者说，“2005年，要创造没有廖晓义的‘地球村’。”她决定从日常管理中抽身出来，到幕后去做其他事情。而行政主管栗力，正是廖晓义认为靠缘分等到的后继者。

　　经费之痛

　　根据邓国胜的调查，缺钱和缺人，是国内NGO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

　　廖晓义也承认，缺钱是制约“地球村”往前走的重要原因。“这已经成了恶性循环了。”

　　据介绍，“地球村”的经费来源主要靠国外的基金会支持。通常是做好项目策划，然后向福特基金会、美国能源基金会等组织申请经费援助，这部分占了所有经费来源的90%左右，除此之外，只有零星的一些企业捐助。

　　与国外的NGO不同，像“地球村”这样的草根NGO少有由政府购买服务的机会。同时由于“地球村”没有公募的资格和权利，只有靠着诚信去找企业和个人进行私募。

　　深受经费之困的廖晓义决定，从2005年开始，她要把精力集中到另一个新的领域。

　　“‘地球村’要发展，不能仅仅靠捐助，要建立自我生血的造血机制。我们要发展自己的企业，搞第三部门经济。”

　　廖晓义告诉记者，她准备做一个挣钱的项目，挣了钱就拿来做基金会，来滚动发展。“‘地球村’一定要有自己的基金会，不光支持自己的组织，还有其他的本土草根NGO。”

　　“现在我们还在摸索阶段，明年这个时候欢迎你再来采访，那时候我们一定会有起色。”廖晓义对她选择的道路坚信不疑。

　　实际上，这种非营利组织开展盈利性活动的情况，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普遍趋势。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民政部早在2002年的一份文件中提到：兴办经济实体、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服务取得收入，是非营利组织活动费用的重要补充渠道。

　　邓国胜认为，虽然目前也有质疑某些NGO利用身份从事营利活动，挣钱不交税，但开展盈利性活动是实现NGO自强自立很好的手段。

　　税收之惑

　　2004年4月，“地球村”以“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的名称在北京市延庆县民政局登记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拿到了NGO的合法身份。

　　根据我国相关立法，未获得民政部门认可的合法身份的非政府组织，亦即草根NGO，无权享受税收方面的各种优惠。因此，在此之前，“地球村”也和大多数草根NGO一样在工商部门登记，每年需向税务机关说明，自己是从事公益事业的非营利性组织，从而申请免交营业税。

　　然而，国家在企业的公益捐赠方面的税收减免优惠，“地球村”却无法享受。栗力说，他们去向企业募捐时，企业会问能不能免税，当得知不能时，企业往往就不肯捐赠。

　　根据我国相关税法，企业或个人以其财产对公益事业捐赠，捐赠额在一定限度内可用于扣除捐赠人的应纳税所得额。在所得税方面，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企业和个人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二条规定，有资格接受减免税捐赠的社会团体，包括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工程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等8家。从1999年到2003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又先后认可了另外15家社会团体的减免税受赠资格，使可开具减免税凭证的社会团体数量超过了20家。

　　但相比全国数以万计的公益性草根NGO组织，有资格受赠税收减免捐赠的组织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现在税务总局采取的这种“列名单”的方式，直接导致大量类似“地球村”的NGO组织不能享受法律规定的减免税受赠权利。

　　事实上，按照我国1999年6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地球村”能拥有上述所言的减免税受赠资格。该法第三条规定的公益事业的界定中，第三项就是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分别规定：公司和其他企业、个人依照本法的规定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方面的优惠。

　　邓国胜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我国没有统一的针对非营利组织的税收方面的法律，大多是依靠各个行政部门的规章来调整，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规章之中，立法的层次性不高。

　　“同时，法律规定的政策没有得到落实。”邓国胜说，“目前企业公益捐赠的减免税在程序上还存在问题，每次都要按照一事一议的原则，向相应的税务部门申请减免税。这对于以所收税款多少为政绩的税务部门来说，自然是不太愿意，于是经常是能拖就拖，尽量不给你办，当然就更不会去积极宣传这些税收政策。”

　　邓国胜认为，中国正处于公民社会意识高涨、NGO大发展的时期，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NGO的数量将急剧增加，并将作为政府与市场的补充力量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而税收作为一种间接货币政策，对于NGO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制度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