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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成功品牌的树立，固然要有优秀的产品来形成其骨肉肌理，而理念与文化则构成了它的灵魂，更具有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重要地位。作为胸怀理想、崇尚文化的房产开发企业，通策房产集团将“理想改变生活”奉为企业文化与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对于品牌与理想，通策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吕建明认为：
“文化涵盖了精神产品的全部，建筑品牌是建筑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结晶。在文
化的发展中，企业要树立自己的品牌，但是企业的文化打造是应长期坚持的。重视文化是任何一个经营者都不应忽视的，在开发当中，任何建筑作品必须把融入当地文化放在首位，更应理解当地文化的精髓，使所有的人都能接受。建筑的文化和艺术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外皮的变化，一定要结合住宅本身，结合一定的生活。”由此，关于建筑、开发与城市建设、理想人居、文化品位等诸多方面，吕建明一一道来：
理想建筑——重新找回和谐
建筑就和语言一样构成了我们的家园，人应当也曾经是这个家园的看护者。文化不但停留在语言之中，同时还隐匿在一砖一瓦之中。当人由看护者变成主人、使用者甚而是破坏者后，人因失去了建筑而失去了文化，同时文化也拒斥了人。我们拥有的建筑已隔离了人与大地的关联。健康、交流、平等、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无论从个人，还是作为一个开发商，我希望我们的建筑尊重这些基本的需要。我很怕我自己会亲手打破我小时候的“杭州梦想”和“城市梦想”。
我们的祖先曾经是居住者、建筑师和工匠。曾几何时，商业化将这种和谐打破了；开发商、建筑师和业主之间出现了分化和隔离，出现了购买者与开发商之间的算计和敌视。种种关系滋生出了异化。我们困惑过、思考过。我们希望消解这些异化的关系，重新找回和谐。
作为房地产开发商，我将坚持自己的本位。我坚信建筑可以达到一种全新的境界，我愿意为此做出不懈的努力。
小区开发——小巧、精致、个性化才是其根本
从花园小区到小康居住区、康居小区，无论名字怎么变化，中国的小区建设已经走到了一个坎上，已经很难见到新的思路了。这在杭州更加明显，100亩的小区是50亩小区的简单放大，300亩的小区是100亩小区的简单放大，无论你怎样进行方案招标，雷同是不可避免的。
还有小区的规模问题。现在是比大，小区越搞越大。小区不是“大区”，是“小区”，这点我们好像忘了。对杭州这样一个不是以“大”取胜城市来说，小巧，精致，个性化才是其根本，小区应控制在一定的规模上，我个人认为，以5万~6万平方米为一个组团更为合适。不是越大越好。这对中国民情，对城市的未来发展是有益的。杭州不应该成为伤感的城市。美国在上个年代炸掉了一大批庞大的小区，就是因为那些小区过于“冷漠”，变成了诱发城市孤独症和其他精神病的病因。
实际上，杭州这个古都，在住的问题上，甚至无法与楠溪江边的民居相提并论。如果要实现“住在杭州”的理想，光有钱塘江和西湖这样的自然资源是不够的，这个城市，还需要有密特朗这样的人物。
杭州加快城市化建设，机会多多，要多思考，多研究，要联合志同道合有开发实力的开发商一起干。记得最初帮助贝聿铭的那个建筑商贝肯铎夫吗？他完成了他的Town的计划后，他在报纸上登的广告，广告除了城市的巨幅画片，就只有一句话：“他们说，这是不可能的！”
钱江南岸的开发——杭州城要做出气势
我对于钱江南岸的开发，原来就有些总体性的想法。每一次我到了其他城市或者国外，我总想着与杭州作对比。我非常反对目前这个城市简单的扩大，我坚持钱塘江的北面（即杭州旧城区）是不应该再放大了，应该约束在一个范围内；而钱塘江南岸的发展呢，是另外一件事。钱江南岸是一大块平原，走很远才会有一座山，真的像一张白纸。杭州城如果要有气势，只能够放在钱塘江南岸这一块来搞。北面的话，要做出气势就很难了，因为有那么多的好山水。
建筑本土化问题——在比较当中产生
建筑本土化不是能够复制出来的，也不是能用符号做出来的。美国在以前的住宅样式是来自欧洲的，维多利亚时代欧洲的贵族建筑，华盛顿艺术馆主楼就是一个维多利亚的经典主义的宫殿，当时做这个东西是国会提倡的。后来，赖特这样一个没有很高学位的人，他自己做出了一个美国住宅，草原住宅、山地住宅，这时他实际上是真正体会到了一种美国精神。而且这是向东方学习的，向日本的一些建筑样式学习。如果中国住宅要达到赖特这样的程度，要靠这样有两种文化背景对比，真正是混杂在一起的。建筑要真正实现本土化，包含的那些核心，那些灵魂性的内容，还是要在比较当中产生出来的。
它不是简单地意识到并融合起来的，就像父亲、母亲生出一个孩子，不能看出哪一点是父亲的，哪一点是母亲的。
“以人为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从目前时兴的“欧陆风格”来说，要领是相当混乱的，加些廊柱、线角、铸铁栏杆就算是欧陆了？在1:1的空间里，勉强加一些破碎的石头，种几棵树，铺一片草，就算是欧陆了？
在开发理论上，大张旗鼓宣传“以人为本”，我也不苟同。人性有多种成分，好的、坏的、积极的、消极的，人曾经破坏了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仅“以人为本”显然是不全面的。
再拿得房率来说，追求、宣传高得房率，不仅是开发商，也是大量消费者的追求。但死扣得房率，我们的公共空间怎么办？环境怎么办？进入自己的“家”，是不是只要一条狭窄的楼道就足够了。躲进小楼，能不能成一统？我们的小孩将在什么样的空间里生活、成长？
作为开发商，既不可能抛开现有人群，又不能放弃未来。某种程度上，可能需要有人做出一定的牺牲，为城市和孩子留下未来的健康、呼吸自由的空气，还要留下欢声笑语、情感和记忆存在的空间！
在建筑中关怀生活的本源——开发商有道义，有责任提供更多的选择
城市生活中有些东西虽然说是丢掉了，就像一个逝去的亲人一样，包括那些曲折的小巷、弄堂，有很多东西就好像是昨天、前天的事，但我们经常会想起来，仿佛那是我们灵魂的托附。我们应该在建筑上来关心这种东西。在一个过长时间处于弱势的我们，往往执著地追求更大的面积，更好的环境，但是其实这种追求过程当中，是因为某种强势，我们真正追寻的属于生活的本源被丢弃了，我们只剩下生活貌似精彩的外壳。我们灵魂的依托也许在一种强势下被掩盖掉。为什么总要让人们的天性被压抑下去，而且无从选择？以前认为好的，被各种强势暗示或者推荐给我们的东西，未必不好，但我们要想一想，在这些东西里面，有没有灵魂安居之所？作为开发商，我们有道义，有责任提供给人家更多的选择———能够让各种人们生活的灵魂在这儿安居，重新找回。
园林景观设计和天际线——规划在先
为了能充分保证园林景观设计师能最大限度地审视现状和利用资源，项目初期就应由风景园林师率先规划，产生方案，不能让风景设计师被动地处理建筑遗留下来的室外环境问题。
公园、下沉车道、水渠、水池、草地、共享空间、广场等要血脉相连，一气呵成，不客气地说，要创造出一个新的文化工具。天际线要进行规划，这是我们特别看重的。而且，应该请音乐家来帮助规划，要求建筑师在设计建筑物时，必须服从环境艺术和天际线所预先规定的空间秩序，从而将符合现代人生活理想与情趣的现代设计奉献给人们。
公建——尽可能意识超前地做
所有的开发商都希望缩小小区内公建的面积，没有办法，要生存，要赚钱，那种不赚钱的事情，等赚了钱之后再做吧。这种心态，使我们的住宅建设，停留在西方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譬如一些楼盘拼命吹嘘的空间垂直变化，不如1899年H·瑰玛德的CastleBerger住宅，更不如1910年高迪在巴塞罗那的Casaila住宅（钢结构的自由可塑性充分得到显示），1913—1919年，荷兰克拉克设计的“自己的家”，位于低收入劳动者集中的阿姆斯特丹中央车站的西北部地区，其中心绿地，与我们目前的住宅区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在都市空间中导入了公共领域，宣告了以往那些为单纯追求利润而建设的住宅区的投机行为的结束。
我们有些人往往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低收入者过多为由拒绝一些显而易见的优秀思路，但是看一看20年代奥地利卡尔·恩设计的卡尔·马克思住宅城，1400户的住栋沿街向内围合成一个巨大的庭院，院内有幼儿园、公共洗衣房、图书馆、诊疗所、事务所等公共设施。
我们目前的花园小区，不是没有搞公建设施，一个问题是搞得少，第二个问题是封闭在小区里，资源浪费，第三个问题是文化品位不足，档次不高，只满足人们的低级需求或低级趣味。现在出现的情况是，房地产开发公司在给城市居民定生活标准、居住标准，这比缺少一点绿地要可怕得多。
我们可能在住宅的建设上，很大程度上要服从市场心理，服从社会心理，很遗憾我们不敢像德国的建筑展、海牙的集合住宅展、日本矶崎新组织的集合住宅设计展那样把优秀设计在城市中凝固下来。我们只能拿出一小块地做一点实验，以满足部分意识超前的消费群。但我们的公建要尽可能地请大师来做。
(文/鹤舞 杭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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