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电顶牛背后的价格机制博弈

　　本报记者 徐万国

　　北京报道

　　“煤电联动政策”反复修改却仍遭非议，推出日期迟迟不能确定；订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一度众说纷纭，坊间传言四起。而在其背后，那些“会哭的孩子”和那些逐渐觉醒 的“煤黑子”，吵吵嚷嚷的争执之声清晰可辨，双方僵持不下，谁也不肯让谁。

　　直到一直扮演“和事佬”形象的国家发改委，终于决定12月29日在秦皇岛召开“2005年全国煤炭订货会”，人们才看到了打破这种僵局的一缕曙光。

　　然而，曙光之于煤电矛盾，犹如浪花之于大海。对于“积怨”颇深的煤电双方来说，“政府之手”充其量只是缓兵之计。正如业内人士所言，煤电矛盾与其说是煤炭和电力之间的利益较量，不如说是“计划”和“市场”两种体制的博弈。体制性障碍不除，煤电矛盾就没有消停的时候。

　　定价博弈

　　按照煤炭行业的说法，煤炭价格自从2001年全行业安全整治、大量的非法小煤矿被关闭后，就开始“恢复性上涨”。

　　也就是从2001年起，煤电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一方面，煤炭行业希望能以市场手段来调节煤炭价格，“随行就市”；而另一方面，电力企业却在高喊“煤荒”，千方百计争取“计划煤”。双方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一年比一年严重的“电荒”中终于演变成“死结”。

　　从“煤荒”演绎出“电荒”，这对于年消耗全国煤炭产量60%左右的电力企业来说，似乎顺理成章。但在煤炭行业看来，这一解释却近乎“荒诞”。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乌荣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所谓的煤荒，并不像电力企业所说那样严重。事实上，连续三年来，中国煤炭产量一直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电煤短缺仅仅是‘计划煤’的短缺，是电力企业不愿放弃多年来形成的既得利益。”

　　“其原因在于，目前计划外的电煤需求已远远超过最高年度1997年的水平，但电力行业却不愿意为计划外的高价煤炭埋单。”中国煤炭运销协会一位高层人士说。

　　而电力行业的说法却是，煤价持续上涨加大了电厂的生产成本，但电力企业却不能随意调整电价。一位电力专家甚至警告：“到年末，电力行业的亏损面恐怕要达到50%了。”

　　在几天前举行的“2004-2005重大经济政策座谈会”上，国家电监会信息中心副主任孙耀唯表示，当煤价达到电企所能承受的最高限度时，电企便采取停机限产的措施来维护运营成本——而“电荒”正由此而来。

　　然而，针对电力企业的上述说法，煤炭行业却以这样一句话来回应：“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煤企反驳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为什么只有电力企业喊缺煤，而冶金行业等其他用煤大户却不叫煤荒？

　　煤炭行业的这一观点被业内视为“觉醒”的标志。尽管煤电双方之间的争执仍在继续，但这一观点也逐渐开始被人们所认同。

　　有媒体甚至这样解释电煤矛盾：长期以来，电力企业在电煤定价中的强势地位让其吃惯了低价煤。无论市场如何波动，电力企业在电煤竞价过程中都处于有利地位——当“市场煤”的价格低于“计划煤”时，电企可以通过“阳奉阴违”的做法，少要计划煤；而一旦市场煤炭价格上升，电力企业的“讨价”对象便立刻转向政府，以“电荒”为由，“挟政府以令市场”，从而获得大大低于市场价的“计划煤”供应。

　　而与之相比，由于煤炭企业总体上比较分散，产业集中度低，因此，在与垄断性的电力企业的讨价还价中，煤炭企业总是处于劣势。

　　据统计，全国近3万家煤炭企业绝大多数为乡镇、个体煤矿；产量占前4位的煤炭企业，总体市场占有率不足14%，而前8位的也仅为20%左右。这种现状决定了煤炭企业与电力企业之间多对一的格局，煤炭企业在定价中的话语权自然相当微弱；而电力行业却可以经常利用煤炭行业的过度竞争，压低电煤价格。如此局面之下，煤炭企业的经济效益也自然一直没有明显改观。

　　“四角关系”

　　不过，如果说煤电之争仅仅只是煤电双方的矛盾，恐怕也不足服电力企业之众。

　　事实摆在眼前。尽管以强敌弱，以一对多，电力企业似乎优势明显，然而，煤炭企业也并没有为之示弱。围绕价格“涨”与“不涨”，“涨”多少，在一年一度的煤炭订货会上，双方之间的矛盾看得见在一次次激化。

　　电厂的理由是，当前电煤价格已经很高，有的地方每吨达到500元-600元，电厂承受不了。而煤矿的理由则是，当前电煤价格远远低于市场煤价格，少则低50元，多则低100多元，对于那些主要向电厂供煤的煤矿来说，尤其大大吃亏。

　　据大同煤矿集团董事长彭建勋介绍，大同计划内的订货量占总产量近90%。也就是说，大同煤矿卖出的煤炭多数都是计划价，而计划价有三低：每吨煤比出口煤低90元，比东部低70多元，比市场价低70多元。

　　再如山西。据山西省煤炭销售办公室副主任侯文锦介绍，全省煤炭订货量为2亿吨，而电煤在1亿吨以上，占一多半，而电煤价比市场煤价平均低70元／吨，为此，全省煤炭行业每年仅因供电煤就要损失70个亿！

　　这就是在煤电价格之争中人们所看到的现实。如此看来，矛盾似乎始终纠缠在两个行业之间，而问题的焦点在于价格。但事实上，煤电矛盾并非如此简单。除了煤电企业之间的直接矛盾之外，还有另外两层关系交织在煤电双方之中。

　　一层关系是铁路。多年来，煤炭企业一直实行的是“以运定产”的生产策略。用业内人士的通俗说法就是：每年煤矿产多少煤，取决于铁路能运出去多少；少运少产，多运多产。因此，电煤矛盾乍看是价格矛盾，但细究而来，所谓的电煤矛盾中还存在着运输不能保障的因素。

　　虽然电力企业和煤炭企业围绕价格争执不休，但吵归吵，该供应的时候二者之间还是“绝不掉链子”。据乌荣康介绍，今年以来，“计划煤”的供应远远超过国家规定的数量，有的煤炭企业的合同兑现率甚至在120%以上。

　　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副局长吴吟在今年早些时候召开的“中国煤炭市场高峰论坛”上指出：“我觉得现在这么高的煤价，很大程度上是铁路运力的限制导致中间环节加价造成的，所以，最需要解决的是铁路投资体制改革的问题。”

　　据业内人士介绍，即使是“市场煤”，在诸如山西等产煤大省，其出矿价也不过200元，有的甚至更低；但运到用户手里时，价格却已经翻了好几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电力企业始终抱着“计划价”煤炭不放，是否存在过分恐惧的因素？其实，用业内人士的话来说，“如果要恐惧，也应该恐惧中间环节。”

　　另一层关系就是主管部门。多年来，每当煤电双方僵持不下时，出面的总是国家发改委(改制前是国家经贸委)。在今年煤炭供应紧张、电荒面积不断扩大之际，国家发改委甚至再次出手干预煤炭价格，出台了煤炭最高限价。而目前热议的“煤电价格联动政策”，也被业内人士指为“政府计划行为”。

　　据了解，已经国务院批复的“煤电价格联动政策”之所以迟迟不能出台，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一“非市场行为”受到了业内外的强烈质疑。在众多能源专家看来，煤电联动这种机制安排根本就是对电力体制改革最终目标的背离。“因为电力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实现竞价上网，是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而不是由政府限定一个计算方法的联动方式。”

　　多年来，国家发改委一直在煤电双方之间斡旋，希望能够化解双方矛盾。但事实证明，发改委的行政手段只能缓解一时，而非长远之计。据了解，为了调和煤电关系，国家发改委甚至把延续使用了40多年的“煤炭订货会”更名为“煤炭产运销协调会”，但业内人士对此举并不抱以乐观。

　　中国煤炭运销协会一位高层表示：“指望在订货会期间把双方矛盾化解并不现实。如果协调不好，今年还会重蹈覆辙，走2004年的老路。”

　　体制障碍

　　“不论是政府干预，还是铁路掣肘，回归到核心问题上都是体制性障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副部长冯飞博士说。

　　冯飞指出，“解决电煤价格之争的根本出路是消除制度障碍，转变政府职能和改革投融资管理体制。如果这些体制性障碍不消除，煤电之争的问题还会不断出现。”

　　冯飞博士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从四个方面分析了煤电博弈的症结所在：

　　一是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不同。过去的情况是电力属于电力部，煤炭行业99个国家统配煤矿属于煤炭部。由于行政管理体制之间条块分割，处于这两个行业的企事业各有各的婆婆，两者之间向对方产业链延伸时都会遇到管理体制的障碍，双方都难以进入对方。而行业管理体制的分割也导致了行业分割，致使两个行业之间始终难以形成契约关系。

　　二是市场化程度不同。煤炭行业经过几轮调整，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基本形成了基于市场的价格机制(但重点电煤价格依然保留了计划价格)；而则电力是垂直垄断行业，实行强管制准入和强管制价格。

　　三是市场结构方面的差异。煤炭行业生产集中度不高，企业过于分散，竞争比较充分；而电力行业是一个天然垄断的行业，两个行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对等地位。

　　四是政府管理方式的问题。在两个行业中，同样存在政府干预过多的问题，难以形成一个基于市场的契约关系。

　　“依靠政府协调和干预维系两个行业关系的做法，不仅难度越来越大，甚至有瓦解的危险。”冯飞说。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一位专家也指出：“煤电双方的矛盾属于市场与计划之间的矛盾，政府之手不放，矛盾就不能根除。”

　　“根本之计是电力行业应尽快实行市场化改革。”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第一副会长濮洪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