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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京记者 邓瑾
记者：在现有的垄断体制以及跨国石油巨头压境的情况下，您认为民营石油企业的生存空间在哪里？
盛洪：中国对石油的巨大需求迅速增长。明年中国要进口相当于石油需求的50%。新
的需求带来新的空间，现有的国有石油企业无法完全满足新的大量需求。因为这需要到境外去找石油。而它们主要在国内生产石油。
第二，这些年它们也在国外寻找资源，但由于国有企业的身份遭受了一些挫折。因为石油是战略资源，产油国通常对国有企业非常敏感，怕被外国政府控制。这不是仅对中国这样，历史上英国人、美国人都碰到过类似的问题。要知道石油不是一般的商品。
第三，由于我国只有三家石油生产企业，它们在国内享有从生产到运输到销售的垄断地位，在国内比较舒服，到国外寻找资源的动力不够。不像民营企业，动力很强。所以民营企业这股新的力量就有了发展空间。
记者：石油商会正在酝酿成立一个石油产业投资基金，并计划要在香港而不是内地注册，您对这个思路怎么看？
盛洪：石油勘探、打井，风险极大。弹尽粮绝前才打出油来，这种戏剧性的故事在石油工业史中很多。但一旦出油，回报也非常高。所以是高风险，高回报，需要有雄厚资金才能进入。所以搞石油产业投资基金，思路是对的。但投资者要注意，这里的风险很高。如果要投资到下游，如加油站，虽然最终消费者是稳定的，但由于没有自己的油源，会有上游供应方面的风险。
如果石油基金要到香港注册，说明境内这样一套金融制度已经不太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变化，就应该进行一些调整。到香港去也有好处，这给出了一个信号：内地不具备这样的制度环境。政府有关部门就需要思考，内地的资金为什么要跑到香港去？
记者：在您看来，现行的石油垄断体制需要有怎样的调整？
盛洪：第一，石油产业要多一点竞争。现在三大石油企业划分了市场，他们之间没什么竞争。这就需要有更多企业进入石油产业；某种程度上也要对现有结构进行纵向分拆，即将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运输、加工和销售的阶段分成不同的企业。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不是自然垄断的，完全可以由多家来生产。美国的天然气产业就是这样，把生产和输送分开。气田是竞争的；而输油管输气管一般是垄断的，由政府来规定租金。到了下游又可以是竞争的。总之，能竞争的尽量竞争，不能竞争的政府要管制。
其次，反映石油资源稀缺的“经济租”应该由政府拿走，而不应由企业拿走。现在的石油企业把石油稀缺所带来的价值的很大一块吃掉了。假设每桶油成本是20美元，但现在卖到40美元，中间这20美元实际上是因为石油稀缺导致的价格上升，被经济学称为“经济租”，企业对此没有任何贡献。所以西方国家一般都征“汽油税”，就是通过征税把“经济租”拿走；欧佩克通过控制产量而提高的价格，也是攫取经济租的方式，被西方人称为“欧佩克税”。在中国，这些经济租完全被企业吃掉是不恰当的。由政府获得才比较恰当。
政府应该鼓励竞争，让价格下降。但随之出现的问题就是事实上鼓励了人们多用油。这时政府要再征汽油税。这样，一方面政府可获得经济租，一方面鼓励节约用油。征税得来的钱还可以用来研究替代能源。
这个改革设想其实对中央政府是有好处的，不仅可以获得更高的税收，也可以增加中央政府的谈判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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