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商行：成长史是新中国民间金融业的缩影

　　——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史晋川访谈

　　□本报记者 余 力

　　“台州商行不是孤立现象”

　　记者：据我所知，您研究浙江民间金融已有十余年时间，台州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台州商行)是您长期关注的对象，您对它的前世今生都有着透彻的了解。整体而言，您如何评价它？

　　史晋川：这是一颗难得的好种子，是民营银行的良好范例。

　　从1988年的银座城市信用社到现在的城市商业银行，它的成长史就是新中国民间金融业兴起、成长历史的缩影。尤为难得的是，这颗种子，在按照自身内生的需求生长的过程中基本没有被扭曲，初步建立起了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现代银行制度，这是极不容易的事情，我为它的存在感到欣慰和兴奋。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我一直对它寄予厚望。

　　记者：这是绝无仅有的一颗种子吗？它的存在是孤立现象吗？

　　史晋川：事实上，从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浙江从民间涌现了一批这样的种子，这么多年过去了，它们有的自己坏掉了，有的被扼杀了，更多的仍待成型，台州商行是其中生长得最健康的一个。我还记得1995年首次考察路桥城市信用社(台州商行前身)时的兴奋心情，从第一次接触到现在，它很少让我失望。

　　从金融生态的角度看，台州商行不是、也不可能是孤立现象，它的出现是有内在必然性的，这个必然性是由浙江的经济模式提供的。

　　浙江的民营经济在产业部门相当发达，区域内的经济活力主要源自数目庞大的中小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却难以从国有金融机构得到融资，这主要出于两个层面的原因：其一，国有金融机构对中小民营企业存在所有制歧视，放大了对风险的担忧；其二，国有金融机构是大企业，大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信息不对称的难题难以解决。

　　在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初期，民营企业的创业资本、流动资金等融资需求主要通过地下金融和灰色金融满足，这样的模式本身蕴涵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主要由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个人出资的城市信用社和城市商业银行应庞大的融资需求而生。从所有制性质而言，民营金融机构不大可能给国企贷款，只能通过服务于民营企业维持自身生存；从规模而言，中小型金融机构对中小型企业有着天生的亲和力，有着近似美国社区银行的草根性，能够低成本地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所以，即使不是台州商行，也会有其他民营银行在经济体这样内生的需求中脱颖而出。

　　“台州市政府的开明是重要前提”

　　记者：但是，到1990年代中期，大批的城市信用社相继出现问题，它们的资产质量甚至远远低于国有商业银行，迫使国家从1995年开始全面整顿城市信用社。看起来，在金融领域，似乎并不是民营化程度越高，效率越高。

　　史晋川：你所说的观点确实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主流观点。今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有学者提出，在工商业领域，民营化程度与效率成正比，在金融领域，则是反比关系。我反对这样的判断。

　　确实，1995年开始，到1997年国务院定为“防范金融风险年”，5300多家城市信用社中撤销、并掉了2000多家，主要原因是城市信用社坏账率太高，抗风险能力太弱。

　　但是，这里需要对城市信用社的所有制性质进行分类。应该看到，大量的城市信用社并不是民营资本出资成立的，它们由过去人行和国有商业银行的劳动服务公司改制而来，主要为解决子女就业和职工福利问题，按所有制划分，这些信用社应该属于集体性质。这样的企业，成立的初衷就背离金融机构的原则，而且不是由专业人员经营，怎么可能办得好？研究显示，主要由民营资本发起成立的信用社，整体效率还是高于集体性质的金融机构。

　　记者：我仍有疑问。各地在清理、合并城市信用社之后成立的城市商业银行，资本规模增加了，民营化程度大大提高，而且制度更为完善，但整体经营绩效并不是太理想，又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如何解释？

　　史晋川：其中的原因与国有银行的体制困境是一脉相承的。

　　各地成立城市商业银行时，基本的思路是剥离城市信用社的呆坏账，由地方财政出资(人行规定股权比例在30%以下)，通过规模做大、注入地方政府信用来提高抗风险能力。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绝大部分城市商业银行中，地方政府所占股权都接近和达到30%的上限，政府居于相对控股的地位。

　　这样的股权结构，使银行难以避开政府行政干预，经营的独立性难以保证，效率自然难以保证。事实上，台州商行的总资产收益率在国内银行中首屈一指，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台州市政府的开明——在2002年台州商行成立时，政府股权只占5%，这在全国是第一例，目前全国也只有几例而已。

　　记者：政府需要尽可能地退出微观经济领域，这样的观点已为世人接受。但如何解决“不怀好意的资本”这个问题？一些民营企业或企业家投资或控股银行的动机并不单纯是追求资本回报，而是将银行视为企业或家族的提款机，近年来不乏这样的事例。

　　史晋川：你所说的问题确实存在。这一两年来，一些民营企业家向我咨询筹建民营银行的事情，我能感到他们并不是想做银行，而是想以银行作为自身产业的准备。这其实就是关联贷款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说，国有银行的问题就是关联贷款的问题——国有银行贷给国有企业，风险无法约束，呆坏账不断累积，最后由全体纳税人埋单。

　　这样的问题其实完全可以通过严格的内控制度和外部的监管解决。据我了解，台州商行在这一点上就做得很好，他们对关联企业的贷款基本上数量很少。

　　“他完全可以成为中国一流的银行家”

　　记者：我在台州的采访中了解到，当地许多民间发起的信用社纷纷陷入困境，而这之中并不存在政府的干预。如何理解台州商行的成功？

　　史晋川：这并不难理解。并不是所有的民营企业都能在市场中生存下来，这关乎企业家自身的素质，台州商行能够走到今天，很关键的因素是行长陈小军具备了银行家的素质。我个人认为，如果外部环境许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他完全可以成为中国一流的银行家。

　　在近10年的接触中，陈的学习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1997年暑假，我赴美参加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年会，陈知道消息后，以最快速度办好签证，整个会议期间，他一直和我一起住在学生宿舍，全程参加会议，主动与众多中外学者交流，努力了解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大趋势。这一年圣诞节前，我妻子从中行伦敦分行回来，带回许多英国商业银行的资料，陈听说后，马上派人到杭州去取资料，花了3个月时间翻译过来，然后和信用社(当时仍是路桥城市信用社)的制度逐条比较。

　　1999年10月，路桥信用社准备组建商业银行，2003年8月，商行面临下一步怎么发展的问题，在这两个重要关头，陈组织了两次全国性研讨会，邀请国内一流学者和相关领导与会，以求更深地理解国家趋势。

　　陈的行为，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理念——把银行业当作毕生事业来追求。他曾经说，“如果我真的要去赚钱，有很多别的机会赚更多的钱。”我相信这一点，这也是银行家和财主的区别。

　　记者：以您的判断，台州商行在商业银行发展中处于哪一阶段？它所循的路径有可复制性吗？

　　史晋川：国外的商业银行，许多经历社区银行-地方性银行-区域性银行-全国性银行-国际性银行这些阶段。台州商行目前处于地方性银行的阶段，能否跨越，取决于外部环境和内生动力。

　　尽管商行在内部制度上，已超越了许多国内的同行，接近国际惯例，但它仍不可避免地带有地缘、血缘、亲缘的特殊性烙印，与打破限制的普遍性管理模式仍有相当距离，但我始终相信，这样的机构始终有内生的演变动力，普遍性的原则需要在扩张中确立，可能性始终存在。

　　台州商行的演变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典型范例，实际就是根植于中国民间的钱庄传统与现代商业银行惯例融合的过程。在目前的转型时期，这样的路径当然具有可复制性，有极大的现实价值。不过，我判断，至少在浙江，民营资本进入现有商业银行并进行改造，这样的模式在今后将成为主流，在温州、嘉兴、宁波、湖州，这样的过程正在发生。

　　记者：中国具备银行家成长的土壤吗？

　　史晋川：在台州，泰隆城市信用社是商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它的负责人王钧与商行行长陈小军有着许多相似的特质。正是由于这样的对手存在，他们二人才有现今的成熟。而其他当地的民营金融机构，由于经营者的理念不当或能力不足，机构或被合并，或已撤销，经营者也在市场中销声匿迹。银行家不是天生的，是在竞争中产生的。

　　中国金融行业一直没有放开市场准入，竞争一直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银行家成长的土壤相对贫瘠。

　　但现实正在改变——中国政府承诺，2006年银行业将向外资银行开放。对外开放必然意味着对内开放，总有一天金融领域将对民营资本开放。目前，与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同样迫切的，是需要夯实民营银行的基础。中国银行业的整体改革和开放，正在为银行家的成长提供条件，我毫不怀疑，未来中国首屈一指的银行家将在这个过程中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