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打造职业金融家 职业金融家能否破茧化蝶

　　★文/沈爱华

　　在经过近三年的酝酿和一年的实质操作后，7月，美国高盛间接进入海南证券的方案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尽管通过投资银行界的外资巨人来化解券商风险不啻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经典案例，但此间的惊人亮点莫过于美国高盛对方风雷个人的投资。

　　按照美国高盛重组海南证券的获批方案，先由高盛与新组建的综合类券商高华证券组建合资证券公司，然后再由高华证券控股海南证券。高盛持有高华证券的33%股权，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另外67%股权中的一小部分，而大头由方风雷、章星、查向阳等6位自然人组建的三家投资公司分食。

　　对于操办中国电信等多个大项目海外上市的方风雷，全球投行界的人士都可能有所耳闻：1997年推动中国电信在香港、美国两地上市；2000年策划盈动收购香港电讯；历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副总裁，中银国际总裁、工商东亚总裁，可见，三大国有商业银行旗下的投资银行方风雷均曾主其事。但要方风雷等几位自然人拿出至少约6亿元的现金出资高华证券，无疑是勉为其难。尽管在几个投资银行担任高管多年，但鉴于中国金融企业的薪资现实，方风雷的个人资产肯定难以和全球投行界的其他大腕们相提并论。正因为如此，这才是高盛间接进入海南证券的最大亮点。在海外媒体的广泛报道中，一致说高盛公司是对方风雷个人在高华证券的出资提供贷款。

　　以个人名义向外国金融机构借款，方风雷无疑开创了新中国成立后利用外资领域的新案例。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磊重视的并不是其背后掩藏的中国金融进一步开放的趋势，他探究的是高盛这家世界一流的投资银行为何与一位中国一流的投资银行家发生这种不同寻常的结合。

　　陆磊认为，与中国金融市场以往的对外开放相比，高盛间接入主海南证券事件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种不同寻常，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信用主体由国家机构向个人的转化。自中国工商银行1984年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立后，中国展开了渐进式的金融体制改革，但在改革的20年中，无论境内还是国外投资者的潜意识中无不认为国家机构的信用严格高于个人。因此，对于高盛公司创造的信用主体转型，绝不能仅仅看作是一种投资花招或新的业务增长点，而传递的是潜移默化的体制变迁。高盛不选择与现有的金融机构进行合作，而是发掘出了以方风雷为代表的资深投资银行家，并愿意基于其个人信用向其提供数千万美元的贷款。不啻是说，这些银行家的个体信用市值已达数千万美元。由此，中国职业金融家浮出水面。

　　交通银行批量制造

　　自20世纪80年代企业改革开展以来，中国涌现出了职业企业家阶层，并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快速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而方风雷这个职业金融家在金融改革20多年后被高盛公司发现，意味着发掘像方风雷这样“合格的境内被投资对象”将成为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深度作业的重头戏之一。事实上，由汇丰银行主导的交通银行期权之旅有望批量制造出更多的职业金融家。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深化股份制改革整体方案，交通银行的股改方案主要是“三步曲”：“财务重组—引进外资—公开上市”。而在交通银行的上市改制过程中，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就是推行期权改革。在8月6日汇丰银行入住签约新闻发布会上，交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明确表示将要“建立有效的市场化人力资源激励约束机制”，而具体的实施路径就是推行期权和员工持股计划。

　　交通银行新闻发言人宋峰表示，期权和员工持股是香港股票市场的惯例，目的在于通过建立这种激励制度，来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而交通银行具体如何推行期权和员工持股计划，目前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办法和制度。

　　但有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说，交通银行实施的员工持股方案，可能主要是支持员工持有其年内在上海A股市场上发行的股份，同时对高级员工采取外资企业流行的期权制度。不过，由于平白无故送给员工相当股份很难轻易获得批准，交通银行真正推行时肯定还会制定若干的限制措施。不言而喻，那些为交通银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和具有未来金融家培养潜力的分子，有望获得更多的制度倾斜。

　　摩根大通的研究报告认为，中资银行的普遍问题不在于资源瓶颈，而主要是骨干分子的“道德风险”杀伤力，即财务困难愈严重的借贷者愈不惜代价游说银行借钱，而成功与否显然与银行骨干分子对银行的忠诚程度紧密相连。

　　陆磊认为，正是因为我国没有真正的职业金融家，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金融体制改革面临着极高的道德风险，而始终无法摆脱如城市信用社和信托公司整体兴起和全行业整顿那样的群起群落。职业金融家的批量出现，将有可能造就一个权责对称、道德风险较低、稳健经营的新型金融组织架构，并由此提高中国的资本形成效率和金融安全。

　　据分析，如果交通银行的期权和员工持股计划能够得到推行，将成为我国首家引入外资银行激励机制的金融机构。而工农中建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目前可以说正在望眼欲穿地期盼着交通银行能够尽快拿出实施的方案。

　　暂难形成阶层

　　首创集团总裁刘晓光被人尊称为“北方金融市场的大腕”，但他在辨识自己的“金融家”和“企业家”身份时调侃地说：“我们什么都是，但又什么都不是”。显然，刘晓光的回答代表了所有“体制内”金融机构负责人的处境。

　　从北京市计委副主任“下海”十几年来，刘晓光手中积攒了证券、保险、基金、担保到期货等几乎所有的金融牌照。基于此，中证万融投资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赵炳贤把刘晓光归纳为金融投资家，而不是更高层次的金融企业家。理由在于，刘晓光只是这些手中金融资源的使用者，而非拥有者。阻碍刘晓光成为“金融企业家”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就是“一纸调令”可以在某一天立马让他换个角色。

　　而几家金融机构近期的重大人事调整，则充分地说明了这些“体制内”金融机构负责人确实“什么都不是”。其中，当数由中信集团常务副总经理任上调到建设银行行长之职的常振明案例最为典型了。

　　常振明接到关于新任命通知时的7月20日，他正陪同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在加拿大访问。在中组部与常振明宣布任命之前例行谈话后的下一个工作日，他即被要求到建设银行正式报到。如此的人事安排，不仅常振明本人没有料到，就是中信集团也是毫无准备，因为就在此前的一个星期，中信集团才刚刚将常振明由中信控股有限公司总裁的职务提升为集团常务副总经理。而在中信集团内部，常振明很快就将接替功成身退的王军出任董事长已是公开秘密。

　　自从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接受了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注资之后，中央汇金公司就成了两家银行的股东。虽然中央汇金公司副总裁李笑明说建设银行行长的人选是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财政部和汇金公司各方面综合意见的结果，但熟悉内情的人士都知道中组部才有决定建设银行行长的最终权力。

　　海通证券研究所宏观部研究员吴淑琨博士说，不用说任命建设银行的行长了，就连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行长的任命也需上海市委组织部点头才行。而如果连行长都不能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正常途径进行选拔，银行的经营方式就很难得到根本的改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加宁博士也表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最为关键的，就是能否对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进行有效的改革，董事会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其中，行长是由董事会从经理人市场中挑选还是由政府任命至关重要。

　　既然中资银行的行长们尚且只是“经理人”，那又怎能要求他们制造出职业金融家呢？从中资金融机构习惯于跟从外资金融机构的东施效颦惯例上可以知道，只有在外资金融机构制造的方风雷们产生巨大漩涡之后，中资金融机构才可能被迫地亦步亦趋。因此，中国短期内肯定难以形成职业金融家阶层。

联想控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