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气方刚的激进老头儿”江平：只向真理低头

　　围绕国际风云人物，专访身处影响力核心中的精英者，或是风格独帜的社会推动者。通过对话，展示一种人性张力、专业领域的权威性，直视他们影响社会的曲折进程。

　　江平的道德清单是：“诚实即牢记我就是我，他人不是我。试着在每一次混乱中找到最深处的核心并服从它，服从你辨认出的真理。”在参与的立法工作中，江平只对历史负责

　　江平被法学界称为中国民法“教父”，他是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著名的民法学家。

　　1993年，《中国法学》杂志第1期，一篇题为《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思考》的文章震动学界。文章提醒，1982年制订的宪法已实施10年，事关中国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一些重大观念问题还未能突破。而这一年，中国正经历着经济命运的转型。

　　在争论市场经济法律是否有“资”“社”之分的10年，新旧体制转型带来的观念冲突，几乎遍存每一部新法的诞生。《合同法》的起草中，有相当一部分意见批评“草案”照抄国外和我国台湾的法条过多，对自己的经验研究不够。江平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人追求所谓法制特色，排斥民法传统，其实是害怕司法精神在中国的兴起。

　　江平因此被评价为“一个血气方刚的激进老头儿”。他说，“我所能做的就是力所能及地呐喊，我只对历史负责。”他的道德清单：“诚实即牢记我就是我，他人不是我。试着在每一次混乱中找到最深处的核心并服从它，服从你辨认出的真理。”

　　“你爱江平什么呢？”当记者问江平先生的现任夫人崔琦，她的回答非常简单：“是一种人格的力量。我们是同一人格的人，如果不能互相同情，还能同情什么呢。在真诚相爱中，我看出了他有远大的理想。”

　　《全球财经观察》：您曾经有过很多头衔，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等等，您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呢？

　　江平：有人叫我江校长，有人叫我江主任，也有人叫我江教授，但更多的人叫我江老师。我觉得还是称呼我江老师最亲切。教授当然很好，很值得人们尊重，但终究是一个一般意义的头衔。

　　《全球财经观察》：您原来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就读，之后却从事了法学教育，是否有遗憾呢？

　　江平：新闻是我自己选择的志向，从1948年的情况看，觉得自己学新闻更能体现自由、平等的精神。新闻能为民请命，也能为我们国家的民主自由作出贡献。

　　参加工作后，我是国家组织安排第一批留苏学习法律的。按道理，那时候法律在中国并未得到很多重视，但无论如何，国家选择了一部分人专门去学法律，我当时也有一个很朴素的思想，觉得既然参加工作，就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

　　但实际上，中国的法律从1957年之后就是一种虚无主义。我们国家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法律的虚无主义时期。我真正学会法律并能够得到应用，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全球财经观察》：这么多年，您觉得新闻和法律有共通的东西么？

　　江平：最大的共同点，是应该体现公平和正义。法律和新闻一样，应该有一个为民请命的思想。它虽然是强者制定，但它的真谛是公平和公正。法律与新闻都有民主与自由的深刻内涵，如果说法制不足以包含民主，正像我们把民主与法制相提并论那样，那么法制就必须以民主为基础，以民主为前提。

　　《全球财经观察》：您的学术思想，包括您追求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充满西方精神，燕京大学时的经历似乎比您的留苏经历，对您的影响更深。

　　江平：我从苏联学习回来后，遇上了国家的反右运动。从政治方面说，我应该没有问题，从历史说，我也是从地下的民主运动出来的，能够受到党的派遣去留学，经过了很多政治审查。当时很多人对我被划为右派，觉得奇怪。

　　后来人们找出原因，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我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当时的民主自由思想，前面会有一个前缀“资产阶级”。对于这个结论，当时我是很信服的。因为我确实一直都饱含着强烈的民主自由意识。当时参加的学生运动，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希望我们国家不仅富强，而且民主。富强在经济，民主在政治。但是，事后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相当长的时间，社会主义与民主是一个对立面。现在看起来，这个观念当然是很差的了。

　　《全球财经观察》：1957年是您很悲痛的一年。您被打为“右派”，接下来是爱人的离开，之后的一次劳动事故中，您又失去了一条腿。那一年，您应该把这一辈子所能想到的事情都想过了吧？

　　江平：我想，这个波折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并不是个别人的。我们惟一能够得出的人生感悟是，这是制度使然，而不是个人的悲剧。因为像我这样的命运，恐怕是几十万人。我们应该从国家的制度上去反思。

　　1957年对我是一场噩梦。但是，我想一个人更重要的是能够经受这种挫折，如果你经历了，也可能就是大彻大悟，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这是我常常爱引用的话，一个人如果没有什么再可以失去的，那么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全球财经观察》：但是，您的人格一直都没有失去。

　　江平：人格最重要的是独立。独立者，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当然，我顺境之后，又碰到过逆境，但这些问题都已经不是很大了。应该说，我们现在的政治条件，比起50年代末60年代几乎整个70年代要好很多。

　　所以，对于中国的法制和民主建设，我始终是乐观的。这种乐观，不是一路顺风的乐观，而是说它在走一个正确的方向。这与过去，已不能同日而语。

　　但是，中国的民主建设和政治建设，必然要走曲折的道路。我还是相信，现在中国总的情况是，进两步退一步。你如果老是在进步，这也不太可能，但是再往后退也不可能。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已不允许中国再倒退，不仅是经济改革上的倒退，也包括民主建设上的倒退。

　　《全球财经观察》：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了，是说您当时的信仰破灭了么？

　　江平：人的信仰应该这么看吧，总是要有所变化。我们当时学习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学，但是我所经历的人生到七十多岁，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主义，也没有十全十美的社会。我们过去，年轻人想追求一个十全十美的东西，一切都很美好，这个恐怕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它一直在发展。真理都在不断的发展。所以我活到现在，我只能说，我只会向真理低头。谁是真理，我接受谁。

　　《全球财经观察》：您会用什么标准来判断这个真理呢？

　　江平：还是实践。如果在一个制度下，人们的生活实现了富裕，又实现了贫富差距不是那么大，这就是人们所追求的。人们追求的不外两个，一是可以富裕起来，包括自由和民主，另外一个是不要悬殊太大，要和谐。

　　我现在也不盲目说美国多好，日本多好，我从来没有这样认为，我最喜欢的还是中国。当然中国现在也有很多落后的东西，但是，将来我们有可能搞得更好一些，更公平更发达一些。

　　社会总是在不断前进。我很相信，社会也好个人也好，一种制度也好，都是在彼此竞争中优胜劣汰的。也可以说，社会也是达尔文主义。如果一个制度体现不出自己的优越性，那么它自然会被淘汰。

　　《全球财经观察》：在您最痛苦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死亡呢？

　　江平：我始终没有。在痛苦时，我曾考虑是不是不在这个社会生活，换另外一个。

　　改革开放后，我有了用武之地。上天给了我22年逆境，又给了我22年顺境。我在逆境中失去的时间，是27岁到49岁，正是一个人可以从事自己的工作，创造一些东西的最好的时间，但是它可能换成了另外一种东西。很重要的是，我在逆境中仍然有寄托，我可以继续读一些书写一些诗词。人如果完全没有自己精神的寄托和某种理想，我想会是很痛苦的。

　　《全球财经观察》：您的人生经历与学术研究间是否存在一个关系。一个人如果有宗教信仰，他会很注重道德的力量，也就会很认同自然法中的一些观点。您的人生经历，是不是会影响您的学术研究特别注重民主自由呢？

　　江平：这些年，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法律看成为一种工具。我的专业是民商法，所以在这个领域我很尊崇自然法学。

　　我在开始讲法律的时候，一再强调，法律在市场经济范围内，最根本的不应该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统治阶级的意志有任意性，而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应该更加有规律性，市场经济要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竞争要符合竞争的规律。所以这个意义上，经济领域的法制首先要符合规律。

　　我本人主张，第一，要讲法律不能完全工具论，第二，要尊重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至于道德，法律本身在市场经济中，已经包含了一些道德因素的升华。比如我们常常讲的诚信原则，这已经是法制原则了。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和社会主义道德，不管用什么词，它仍然包含一个道德理念，在这个意义上说，法律和道德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法律不能仅仅从道德角度看，他们的标准不是很一样。

　　《全球财经观察》：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处境一直是很尴尬，您觉得知识分子的良心应该保持在哪些地方呢？

　　江平：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知识分子由于他本身知识的背景、自己的能力，各个方面，任何国家包括我们古代，都是一个国家治国中很重要的力量，我们不能都靠没有任何知识文化的人来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应该有更多的对国家的责任感。我们这样说，不是小看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而是说，应该看到知识分子在一个国家中有一个脊梁的作用。知识分子终究要有一个独立的判断，应该有不同的见解。他们的一个可贵作用，就是能够发出不同的声音，让你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避免造成决策上的失误。

　　《全球财经观察》：民商法属于私法，而您一直在关心宪政的问题，宪政属于公法，是社会现状要求您思考这个问题？

　　江平：根本理由就是一句话，经济体制改革到了一定时候，没有政治改革是下不去了，必然要引起断裂。这就是原因。我们现在上面虽然说，经济体制改革必然要和政治体制改革同步，其实没有同步，现在是经济改革发展很快，政治制度改革很保守，但是没有这个改革是绝对不行的。

　　中国以后必然会有这样一个机构，叫宪法法院也好，叫宪法委员会也好，它会执行宪法诉讼。关于宪法审查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方式的问题。基本上有两个方式，一个是宪法委员会，一个是宪法法院，中国现在领导层比较能够接受的，可能是宪法委员会

　　《全球财经观察》：您曾参与了《合同法》、《信托法》、《国家赔偿法》、《公司法》等法律的制定，现在还在参与《物权法》和《民法典》的立法工作。您觉得中国的立法环境是否有所变化？

　　江平：总的来说，比以前好一点，但也没有特别明显的进步。专家的意见有时候合适，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被采纳，我们也不能期望专家的意见都会被采纳。也许，学者和执政者的认识总有差距，学者往往要到达更理想的状态，而掌权者要考虑到稳定啊等方面，要考虑社会能否承受的问题。

　　《全球财经观察》：我想在您这个年龄，要保持思维上的清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江平：我的身体和智力还可以，思维没有僵化和退化。我现在最重要的是，使自己的思想不要老化和退化。老化是不接受新鲜东西，退化是思维迟钝。我并不担心否认自己。

　　我这个人的爱好也很多，喜欢听京剧，喜欢听西方古典音乐，我最喜欢的还是贝多芬，在我困难时候，我能听到命运敲击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