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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周凯
本报上海8月8日电
“你们来报道我们公司，需要多少钱？”高赋文说，当《华尔街日报》记者联系北京一家公司希望采访时，这家公司这么问。
高赋文(JonathanKaufman)是《华尔街日报》大中国区分社社长。8月7日，曾获普利策新闻奖的他，在复旦大学给40多名中国财经记者上了一堂课。课后高赋文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他认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和编辑不允许接受报道对象的金钱，也不允许持有报道对象(企业)的股票，就连家人也不可以买。“新闻报道中保持媒体和记者的独立性至关重要。”
高赋文来中国分社工作后，把所有的股票都卖掉了。他解释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现在几乎每家美国公司都希望来中国投资，我们都有可能进行报道，所以我不能持有美国公司的股票。”
“我们的记者在进报社前，都要签订职业操守协议。我们要让所有的报道对象知道，他们不可能影响我们的观点；我们也要告诉我们的读者，我们的报道不涉及任何个人私利，可以保证公正和不偏不倚，这样才能赢得读者的信任。”高赋文说。
“内部消息”是一些中国财经记者引以为豪的资源。高赋文说，在公司信息公布之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不允许购买股票或告诉别人。他透露，十几年前《华尔街日报》的一名股评专栏撰稿人，把自己写的公司评论内容事先通知朋友，以便让他的朋友提前抛售或买进股票，事情败露后，他立即被报社解雇了。“写错文章我们可以更正，上班迟到，我们可以给几次机会，但违反职业操守中的任何一条就要立即被解雇。”
财经记者如何处理与经济学家的关系？高赋文说：“记者处于专家学者和读者之间，必须具有足够的理解力和智慧，把经济学家费解的专业语言通俗地解释给普通读者。一些学者可能和某个公司关系密切，会影响到他的观点。我们这样处理，比如一个学者说‘该买可口可乐’或‘该买耐克’，写报道时，记者应该写出这个学者的观点，但同时说明他的背景，比如和公司有什么关系，持有该公司多少股票等，来保持文章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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