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一年：张文康孟学农因SARS去职之后今安在

　　问责一年：“下课”官员今安在

　　编者按：以往，出再大的事故，发生再恶性的行政违法事件，除了惩处几个直接责任者以外，高层官员承担政治责任的并不多见。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主政以来，秉承“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理念，问责渐成新气象。从罢黜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到问责密云灯会踩踏、开县井喷、海宁火灾、吉林中百商厦大火、阜阳劣质奶粉事件 直至嘉禾违法拆迁，短短一年零两个月来，罢官浪潮一次次地出人意料，一次次地坚定人们对政治文明进程的信心。

　　问责风暴过后，那些“下课”的官员均迅速淡出了公众视野。他们当初是怎么“下课”的，现在身在何处，对问责又有什么新的认识，读者可能希望了解。而且，问责仍将继续，如何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也是许多人关心的话题。

　　以下展开的，就是近日本报多位记者奔赴各地采写回来的那些“下课”官员的信息。

　　□本报驻京记者 寿蓓蓓

　　每个工作日的上午9时，孟学农都会准时来到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南线阁的一幢砖红色六层小楼上班。与周围的建筑相比，这栋楼的最不寻常之处是有武警站岗。

　　这是2003年年底才正式挂牌办公的“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在SARS肆虐期间去职的北京市前市长孟学农，“尘封”5个月后，到此就任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在官方网站上，孟学农的职务后面加了一个括号，注明“正部长级”。

　　“他因为SARS下台非常可惜，”一位在北京市抗击非典领导小组工作过的官员说，“他才54岁，在部级领导里算年轻的。”

　　2003年4月20日，孟学农与张文康一道被宣布免去党内职务。同一天，他提出辞去北京市市长职务，此时距他当选市长只有短短3个月。

　　免职的消息立刻成了国际新闻，中国政府形象为之改观，而在国内政界则堪称引发了一场“地震”，被认为是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掀起问责风暴的开端，后来仅在SARS期间被问责的官员就达上百人。

　　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属于国务院临时性机构，级别为正部级，承担工程建设期的行政管理职能，办公室的首任主任是温家宝总理。

　　孟学农没有印新名片，从前做市长时他是有名片的，用于外事活动。现在他的访客很少，倒是有《大公报》等不少香港媒体申请采访他，但都被一一拒绝。

　　“我不接受采访，”孟学农说。面对本报记者的采访申请，他一视同仁地保持谨慎。

　　孟学农的办公室在走廊的尽头，是一个套间。6月25日，他戴着眼镜坐在办公室里，面容白净，头发乌黑，言语风趣，气定神闲。

　　他正通过办公桌上的笔记本上网看阜阳奶粉的幕后追踪报道，边拉光标边说：报得还挺详细。记者提到，阜阳一位政府官员刚刚自杀了，他立刻纠正：是福鼎市一个质监局局长。

　　至于何时能接受记者采访，孟学农面色一沉，“十年以后，” 他说，“十年以后我就退休了。”

　　“历史越久远越清晰”，这句话，他谢绝采访时前后说了两遍。

　　相对于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现在的职务无疑沉寂了许多，他的一位旧部说：“那叫什么事儿啊，比原来可差远了。”

　　反差更大的是张文康。他于2003年10月就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以来，他的办公室总是空着，就连他的秘书也不坐班。

　　“他是一个特殊的安排，”基金会秘书处一位人士说，“张文康在基金会里没有分管工作，有重要活动时邀请他出席。”

　　宋庆龄基金会在社会团体组织中比较特殊，拥有“副部级”级别和事业单位编制，机构领导无论基金会主席胡启立还是副主席张文康，都是由中组部任命的。与孟学农一样，张文康到新的岗位后也没有接受过媒体采访。

　　“新一届政府一定要做一个敢于负责任的政府，透明的政府”——这句话是孟学农作为北京市新任市长，于2003年1月19日在新市长记者见面会上说的，岂料3个月后，他就为不透明负了责任。

　　对于孟学农本人，这也是一个大大的意外。据他当时的一位下属介绍，刚当市长的孟学农真想干些实事，还给市政府研究室布置了课题，研究如何使政府在决策之前能充分听取专家意见。

　　同样感到惋惜的还有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应松年教授。他在2002年省部长培训班上讲授依法行政课程时，与孟学农打过交道，对其印象是“谦和”、“朴实”，后来孟学农曾经邀请他到北京市政府做专家咨询。

　　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应松年在孟学农当选北京市市长的那次选举中，投了他一票。“投票的时候，我问了身边的其他代表，说他是个挺不错的人，实事求是，从北京市工商局干上来的。”应松年回忆。

　　“当时没想到非典会闹那么厉害，国务院实事求是地抓了一下，他就‘倒霉’了，大部分人很为他惋惜。”应松年一连说了两个“实事求是”，似乎互相矛盾。

　　如果免职方与被免职方都实事求是，为什么还会免职呢？究竟是什么责任，宣布免职的新华社简讯中并没有说明，而疫情扩散的实情却透明起来。

　　就在二人被免职的当天，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北京市的非典病例飙升至339例，几乎是5天前公布数字(37例)的10倍。仿佛有一只手调转了指挥棒，疫情信息的公开程度前所未有。

　　“开始出现问题的医院基本不是北京市的医院，”一位参加过防疫工作的官员例举道，“这些医院听你的吗？连信息都不给北京市报。”

　　直到2003年4月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批准成立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才把北京地区医院的管辖权统一归口。

　　第二天，北京SARS病例的数字第一次汇总出来。温家宝总理当天在视察时说，“决不允许缓报、漏报和瞒报。否则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

　　第四天，公布数字；与此同时，宣布张、孟免职。

　　有人形容，闻讯二人被免职，各省省长“为之一惊”。“那时候真挺大意的，以为SARS是地方病，瞧广州、香港闹得挺凶，抢购食盐、板蓝根都感觉新鲜，有隔岸观火的心态。”这位人士说，“免了两个人，比发任何文件效果都好，起到震慑作用。都愣了，本来忙着抓GDP、招商引资，立刻都以防治非典作为头等大事、重中之重。”

　　即使一些报以同情的官员，对一举扭转局势的效果也表示赞许，有人套用古代整顿吏治的用语说，“一家哭好过一路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