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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
我国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二十年以前即使是最有想象力的人也没有估计到我们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回顾这一成功的取得，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调整了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其中特别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权利和责任关系。在过去，政府领导人民，人民无私地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在现在，政府仍然领导着人民，但是人民
已经有了自己的利益考虑，不再是无私地工作了。将来我们建立了完善的民主法治社会，政府将成为人民的雇员，听命于人民。当然政府还应该享有权威，但只是因为管理的需要，而且这一权威还要受到民众的监督。
在这一利益关系的调整中，人民和政府的权利责任也在悄悄地起着变化。过去是政府负责人民(主要是城市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百姓只要埋头工作，就业、住房、医疗、子女教育都不用愁。所以调了好工作，有了好住房，都要感谢政府感谢党。现在可不同了，个人不是为党为政府工作，而是为自己工作，每个人所挣的钱就是他在工作中所创造的财富，这时候政府的收入就全靠人民的纳税。从经济关系来看，百姓和政府的关系有了本质的不同。
人们常说，民主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我认为这一说法并不准确。民主社会实际上应该是人民互相商量办事的一种社会，并不是有一个当家作主的人。所以民主社会需要有妥协和协商的精神。它不仅是一种政治体制，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办事原则。此时需要有一个大家商量事情的场所，这就是政府，人民代表会，政治协商会，以及各种人民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维持这个场所，就有费用发生，所以人民不但要缴税，而且还要交各种会费或服务费。这些在计划经济时代都是没有的。这样一个变化要求每一个公民建立起纳税和交费的意识。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些服务也是有的，但是都不收费，现在要收费了难免叫人觉得别扭。
大多数人都是很爱国的。我国在南斯拉夫的使馆被炸，大家同仇敌忾，愿意为国捐躯。但是碰到纳税问题却往往没有那么自觉。这使人感到奇怪，为什么连性命都可以牺牲，而交几个钱就那么吝啬？当然也可能有一些口头爱国派，喊几句口号是没有成本的，未必真要上前线去打仗，而缴税却是货真价实的。在过去没有纳税的问题，看一个人爱不爱国主要看口头上说些什么，因而也培养了许多口头爱国派。现在要纳税了，爱不爱国首先要看是不是认真交了税。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我们的社会还没有调整过来。判断一个人对国家的态度还是听他说些什么，是不是拥护党的领导，和党保持一致，至于纳不纳税从来没有人过问。请想一想，如果没有人纳税，政府岂不要垮台，党的机构也无法运转，国家由这些口头爱国派组成的话，国将不国，党将不党，还有什么国可爱？
在国外，个人逃税也是在所难免的事，但是政府官员要是逃税可是一件严重的事。越是级别高的官，越是要在纳税上受到检查。高官代表国家，为国家而工作，如果纳税上有问题，已经可以说明他不配代表国家。所以许多竞选政府要员的人，首先要过纳税检验这一关。当上了官以后，每年还要公布这一年他有多少收入，交了多少税。在纳税这件事上是丝毫没有通融余地的。回过头来看我们中国，这方面可差得太远了。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高官一年交了多少税。像成克杰这样的大贪污犯，一定也是逃税的大户。可是在公布的成克杰的材料中，竟然完全没有这一条。我相信，如果我们注意一下高级官员的收入和纳税(收入虽然无据可查，纳税可是记录在案的)，贪污被发现的机会总比没有纳税记录要多一点。
纳税一事的意义远远不止对高级官员的监督，它也是培养公民意识的重要方法。纳了税才会有监督政府的意愿。有人说，现在的政府不够廉洁，交税也是给一些腐败官员贪污了，去公费旅游了。因此自己为自己找到了逃税的理由。这是十分错误的。自己不缴税也就放弃了监督政府的权力。这样一种民众和政府的关系，发展下去一定是社会的混乱和无序，政府腐败没人管，百姓对此漠不关心，前景是非常可怕的。我们的国家将来一定要建成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每个人都有公民意识，有公民的权力意识和义务意识。而培养纳税的习惯，正是迈向这一社会的必不可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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