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业”一词自诞生之日起，便承载着太多荣耀与重量。

　　自19世纪后半叶，洋务运动在帝国的斜阳中点燃最后一丝温暖的希望开始，“亚洲最大钢铁工厂”（汉阳铁厂）、“机器之母”（江南制造总局）等称谓，便和一代亦官亦商的显赫人物一起，汇成中国近代商业的源头。

　　1902年11月16日，还是大清帝国光绪年间，以杨度为首的湖南留日学生编写了一本只有50多页的杂志，在第七期中的《与同志书》中，这些年轻人不无兴奋地写道：“愤于国力之弱也，则曰讲求武备；痛于民生之窘也，则曰讲求实业。”日后，杨度成为大清政府的“宪政专家”、“皇族内阁”的统计局局长、促成袁世凯称帝的第一幕僚。

　　1921年，“民国之父”孙中山发表《实业计划》：“夫以中国之地位，中国之富源，处今日之时会，倘吾国人民能举国一致。欢迎外资，欢迎外才，以发展我之生产事业，则十年之内吾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现在看来，这个庞大的“十年计划”不过是一种浪漫想象，其中修建10万英里铁路（约16.1万公里）的“计划”，至今远未实现。

　　在那个喧嚣、激情的年代，保皇派、立宪派、革命派??无不提出自己的治国方案，在政主张、制度设计等方面不无分歧甚至根本对立，但有一点却是共通的：“实业兴国”。在中国，实业必定在商业之外，负载着推动国家、民族发展的责任，即使在中断数十年之后，改革开放促进实业重新崛起的最大动力仍在于此，刺激着新一代的企业家为之奋斗。

　　如今，实业像是“老”了。

　　中国经济崛起从神话开始变为现实，用了不过短短30年，近几年才成为话题讨论的中心，有人醉心于“中国模式”，试图用国家主义的神圣话语来掩盖经济的短板；也有人试图给本已炽烈的民族主义加一把火，通过亢奋的发泄来刺激国人的情绪。实业负载的“救国梦”已经“实现”了，与之相连的“道德优势”便不可避免地被削弱。

　　不仅如此，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粗放式的发展，还在两个方面为“实业”蒙上一层厚厚的道德灰尘，一是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二是集中于产业顶端的资源，被少数国有企业牢牢把控，成为权贵资本的提款机。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和虚拟经济的大背景下，新经济英雄成为商业界最璀璨的明星，一些过于“热情”的理论家，在鼓吹某种经济趋势的言论中，毫不吝啬地给予实业不切实际的轻视甚至嘲讽——仿佛不与过去的“旧”完全切割，便显不出自己的“新”来。

　　理性观察中国工业基础和制造水平，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不论是为工业生产提供装备的“重工业”，还是为民众提供消费品的“轻工业”，尽管中国都当之无愧被称为“大国”，但距离“强国”还很遥远，恐怕还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才能占领制造业的真正高地。

　　另一个被日渐忽略的现实是，传统社会到现代文明，中国经历了长达百余年的漫长转型，至今仍未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实业作为具有中国特有基因的商业文化载体，并未过时。一直致力于“国富民强”的实业家们，不仅继承着近代以来中国商业的前进力量，也在用自己的行动为精神内核提供新的注脚。

　　他们不做捞一把就走的“小生意”，而是清醒认识到并勇敢的背负起自己身上的责任。他们理性地分析和判断超越行业，投向更广阔的市场，他们善于鼓励技术创新和资源整合，鄙夷那些花样百出的“商业权谋”，倔强地将产品质量和服务置于自己的核心要求之中。他们的“本分”和“谨慎”也许不能造就华丽的业绩，但总是保持不断向上的超越姿态，并不惜为此“否定”自己。

　　这是强者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