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袁建胜

　　近三十年来的社会转型，是继两千多年前帝国时代出现之时，中国面临的最具革命性的变革，以农村为基础载体的传统经济形态和道德体系彻底崩溃，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的“革命道德”也逐渐在人们心中失去效用，内心的“恶”被完全释放，整个社会面临精神困境。在令人迷惑的变革方向面前，我们正在经历着“高贵之痛”。

　　正能量的“枷锁”并不总是合宜与有效，不然我们也就不会被迫面临当下精神困境。

　　以千年纪的时间轴线来观察人类当下的处境，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仍处于一种从古代文明到现代文明加速转变的历史更替中，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任何国家能幸免于动荡和灾难，科技发展和社会组织进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裹挟人们前进。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说：“每个国家的人们又都表现出爱美的情愫、求知的激情、文雅的风度、丰富的情感以及对正义的向往，它们穿透黑暗，使世界充满光明。”

　　这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经历的最具革命性的进化节点，科技不仅彻底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平衡状态，以法治、民主和契约精神为核心的现代文明，也为人与人、人与社会、国与国之间提供了基于理性的组织与合作方式，这种合作方式尽管复杂，代价却最小。它不仅让人们逐渐意识到，争斗与流血已不是解决纠纷的首选和最终手段，也足以使人类自我毁灭的科技成果处于某种程度的掌控之中。

　　古老的中国加入这场转型的方式不免悲凉，辛亥革命自然是一个明确的时间点，1840年的鸦片战争也被看作是转型之始，史景迁则将时间推进到17世纪，在这里，中华帝国进行了最后一次王朝更替。即使距离当下最近的时间节点，也已超过百年，尽管时间长久，故事却远未开始。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充满激情却不免脱离现实的全新建国方案以失败告终，军阀混战和最后一次外族入侵不断打断中国的现代进程，最终社会主义成为中国新领导者的新选择。从辛亥革命开始，生存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大多数人，在对现代文明的认识和参与上，便与社会精英和领导者呈现出严重脱节的状态，直到1949年之后，政府基层管理组织的深入和强化，古老社会的真正变革才缓慢发生。即使如此，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也极尽波折。

　　真正的变化从1978年开始。

　　农民离开了数千年间赖以生存的土地，国企改革将大量工人抛向市场，大学生不再依赖体制内的分配，而是直接面对无法预知的未来，几乎所有人都被甩出既定的轨道。一直固守阵地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随着城镇化发展和农民的离散开始呈现加速崩溃的状态，新中国建立起的“革命道德观念”，也随着体制约束力的降低，在市民社会中迅速失去效用。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历史学家唐德刚去台湾拜会民国首任中央图书馆馆长、台湾首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时，这位老先生正在为报纸上的一则有关乱伦的新闻愤怒不已，他对唐德刚抱怨，他在幼年时，还处于晚清年间的家乡浙江海宁，出现过一次儿子打妈妈的事件，结果是本地县知事丢官、知府降级。再严重一点，县城、府城的城墙垛都要削平、科举停考，以示这并非一人之错，而是县、府之耻。

　　百年之后，国人对于此类事件的看法并无不同，道德标准也无差别，但当下中国，比此事严重百倍的事件层出不穷。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一大区别在于，道德审判与政府行政之间已无必然联系，体制和制度虽然正向现代转型，社会建设却并没有跟上脚步，道德规范滑坡，即使不断完善的法律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尊敬，突破所有底线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唯一可以称道的，只有财富的积累。

　　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在他穷十年之功完成的新书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港版译名《邓小明时代》）中断言：邓小平引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在外交方面，还是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形态，??这种结构性转变，确实称得上是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

　　这一变化的伟大之处在于：一方面，中国进入到古代文明到现代文明转型的关键期，这一过程尽管短暂，却既不激烈，也不野蛮，而是总体呈现出一种和平、渐进的形态，已有机会摆脱“一治一乱”的帝国朝代更替的历史循环。另一方面，全体中国人都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这场变革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看来，我们经历的痛苦，可用“高贵”来为之命名。

　　变化总是发生得太快，让我们无法理性面对自身正在经历的现实，而流于简单的价值判断，甚至粗鄙的情绪发泄。世界末日也许存在，但远未到来。对于我们正在经历的痛苦现实乃至精神困境，并没有离开知识、历史和认知能力的范围，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分析，所有的结果都可以预见，所有有价值的行动都应该被执行，唯一值得恐惧的是恐惧本身——我不相信。

　　道德、法律和契约的崩溃，都从人的单一行为开始，继而毒化到各层次的组织，最终成为普遍存在的行为模式，人的内心是它们最接近终点的地方，但不意味着它们一定可以到达终点，尽管这几近失控的距离已经足以引发崩溃的风险。

　　我们还远没有离开原点——人是基于爱和创造来实现社会化的，这是正能量之源。儒家最后一位圣贤王阳明说：“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

　　高度发达的东方文明传统给我们提供了以“仁”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在与西方文明的艰难互动中，我们也学会了理性。对现代文明的认知正从这两个原点不断前行，让中国的未来愈加清晰，我们从来没有面临这样一种机会，有如此丰富且有创造力的正向精神能量资源可供发掘。

　　只要我们愿意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