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银行

财富新正义

2012年11月06日 13:47  《绿公司》杂志 

  文│本刊记者 袁建胜

  如果说政治与权力,是古代组织更新乃至朝代更替的起点,在现代市场中发展出的商业文明,已经成为改变世界的核心动力。中国企业家阶层将在这场变革中扮演关键角色,在关乎整个社会的利益相关者面前,他们的理念和组织创新必然会重塑社会性格、重建道德体系,推动中国社会和历史实现转型。

  从人类社会产生之时,就伴随着以交换为特征的商业发端,这一直以来都是地域与文化之间沟通的最具影响力的途径。18世纪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不仅触发了商业爆发式的增长,也触发了世界范围内古代文明到现代文明的转型,至今也没有结束。数百年间,在西方的主导下,建立起世界范围内的市场与产品流通体系。

  这场影响深远的变革,注定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在自我完善方面迈出的最大一步,正因如此,从一开始,它的发生与发展就与人类认识能力与行为之间存在矛盾,并呈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反差。财富在迅速积累的同时,也呈现出“邪恶”的一面,资本主义初始阶段野蛮的运作方式,让大部分农民被迫失去土地,作为“自由”人,沦为小部分人的工具,造成社会的严重失衡甚至国家间的激烈冲突。

  马克思对此有持续并精彩的论述,由此引发了极具创造性乃至超越性的社会主义运动,这场与资本主义商业崛起几乎同时发生的历史性运动,在斗争几百年之后呈现出逐渐融合的态势。特别是“冷战”之后,双方基本抛弃了简单化的意识形态斗争,一并成为社会组织变革的选择。近年来的欧洲债务危机,甚至让这些曾经的“西方资本主义敌人”,令人意外地陷入“社会主义式”的困境。

  在提升人类生活及福祉方面,市场交易无疑是在我们已知的历史中最有效的手段,这正是它出现的理由。它本身并没有社会学和道德上的意义,而是一种工具和现实处境。正如人类起源时对正能量的缓慢确认,同样伴随着与负能量的博弈一样,作为道德和价值判断的一种描述——因市场交换产生的财富积累源于企业家的贪婪和欲望——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亚当 斯密在《国富论》中对此有更为精辟的论述:“劳动分工是人的某种自然倾向的缓慢、渐进,但必然发展结果??这种自然倾向表现为以物易物、用一种东西交换另一种东西的行为??人人都有这种倾向,而任何其他种类的动物都没有,那些动物似乎并不知道这一种或其他任何一种契约??没有谁见过一条狗公平地和主动地与另一条狗交换骨头。”

  这标志着商业文明在人类自我认识提升的基础上获取了合法性,但失衡的社会并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些论断就实现自我进化,它需要人为地参与其中,采取切实的行动,不断激发隐藏其中的正能量才能做到。这个过程尽管缓慢,却充满了荣耀。正如政治家、军事家主导王朝更替一样,企业家在这场文明的转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三十多年来,企业家阶层的崛起,是中国最引人注目的社会变化,现代企业正在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组织。与之对应的是,劳资关系正在成为公民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农民工”,他们已不再像父辈那样依赖于土地,而是认为城市才是自己的归宿,打工、赚钱,回家盖房、娶亲已经不再是他们用来安排自己未来的首选方式,这也对企业提出更多的要求。

  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德鲁克就曾这样描述公司的概念:“我们社会的性格取决于大企业的组织结构、大规模生产的工厂的技术,以及我们的社会信仰及承诺为大企业实现的程度。”60多年后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正在面临这样的处境,遗憾的是,他们未必做好足够准备,来创造属于他们的荣耀。

  二十世纪上半叶,詹姆斯 林肯在他的兄长1985年创立的美国林肯电气公司做了38年总经理,他在公司开创性地实行激励性管理,在他写就的同名书籍中,像个“共产党员”一样批判着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他的推动下,股东们开始接受与工人共享利润的现实,形成自己独特且一直在争议中坚持到现在的激励制度。近60年来,该公司的奖金额度一直保持在工资的90%以上,从1958执行职业保障政策以来,他们没有主动辞退过一名员工。

  如果这家公司还不够著名,还有一个案例众所周知:“为世界装上轮子”的亨利 福特,在残酷追求利润的时代,第一个倡导给工人高工资和福利,让他们能买得起自己制造的汽车,以革命性的生产模式造就出美国社会的基石——中产阶级。

  这些伟大的企业家,都从改变自己企业组织形式开始,让企业从个人财富积累的工具,逐渐演变成社会化组织,影响着历史的进程。在他们的推动下,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形态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现代企业制度让更多的人分享财富,也让利益相关者主动参与其中,塑造着自我和社会的性格。

  林肯电气公司目前年营业额仍然只有数十亿美元,单从规模上看,它已无法与当下众多的中国企业相提并论,但它的强大并不在此,而是它在管理学上的理念性突破、117年来为众多利益相关者积累的财富和与之相关的幸福,并因此成为众多公司心中的标杆,引领着众多后来者参与其中。

  在当下中国,企业家为什么要做企业?

  经济学家张维迎说:“企业家是善于捕捉机会的人,是管理组织者和创新者。因此企业家是最具‘正能量’的群体,他们天然具有的创新、执著、冒险、乐观的正能量,有益于企业发展,最终推动社会进步。”

  对于立志成为企业家的人来说,仅有冒险和执著是不够的,身处这样一个混杂着痛苦与机遇的伟大时代,除了改善自我和周围人的生活这一渴求之外,他们必然有超越性的创新精神和责任感,为股东、员工、客户等利益相关者创造更好的管理理念和组织形式,激发他们的主动“参与”,共同创造基于爱、合作、自由和满足的未来。

  企业家阶层正需确认这一与众不同的正能量,“爱实业”、“爱员工”、“爱社会”与“守底线”,是他们参与并影响中国特有历史进程和社会转型的现实途径。

  实业“实”在哪里?一方面是责任感,从传统社会到现代文明,中国一直处于学习和追赶的状态,实业是具有中国特有基因的商业文化载体,一直致力于“国富民强”的实业家们,不仅继承着近代以来中国商业的前进力量,也在用自己的行动为精神内核提供新的注脚。另一方面是做大生意的“本分”,在商业权谋、经营策略和所谓商业模式不断花样翻新的当下,产品和服务为王的商业原点正在被遮蔽,重新发现并确认商业的本分,是赢得不断向上超越姿态的起点。

  在劳资关系成为核心内容的商业社会,员工不仅是创造财富的直接动力,也是社会性格的基本载体,对企业家来说,与员工分享利益,便是与社会共享未来。企业家可以在管理和组织上避免员工“工具化”,创新激励方式和鼓励员工的参与精神,为他们提供投身劳动便会实现梦想的平台。拥有“中国梦”的员工,固然是企业的最大财富,更是社会稳定向上、财富汇集的基本动力。

  社会是企业生存的空气,在以员工、股东为主体的利益相关者之外,如何与社会共享财富,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家迫切需要面对的课题。回报社会的激情、特有的商业理性以及专业化的运作,不以无原则的行善鼓励懒惰和激发欲望,将是企业家突破官方对民间慈善的管制,为社会公益树立新标杆,实现财富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新方向。

  这一切都要从“守底线”开始,坚守法律和社会道德底线,将是企业家以正义为财富命名,激发后来者创业热情的合法性来源。企业家们要用自己的影响力,主动参与到法治社会的构建之中,远离商业与权力的灰色地带,明确权力边界,遏制权谋之术泛滥,树立起法律应有的尊严,在强化契约和规则精神方面树立典范。

  现实环境下的中国商业“新教伦理”,必然激活正能量的强大动力,每一个商界人士的共同参与和自觉行动,将用自己的小小“坚持”,汇聚市场和社会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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