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来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企业家。”

　　——乔治 吉尔德，当代美国知名未来学家、经济学家

　　文│本刊记者 吴鹍

　　2012年的7月份，我随一个企业家代表团访问了英国。奔波于英国的几个城市，我想找到那棵砸中牛顿脑袋的苹果树，寻觅由莎士比亚发轫并涌现出一大批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的创作土壤，辗转于铁血首相丘吉尔抗击希特勒德国留下的二战遗产，当然我最想找寻亚当 斯密留给这个曾经的帝国商业精神方面的蛛丝马迹。

　　这位资本主义最伟大的辩护者在他另一部闻名于世的巨著《道德情操论》里关于企业家的描述屈指可数，他写道：

　　“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佣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

　　命运

　　斯密认为企业家的活动最终还是增进了人类的福祉。但最早为企业家立传的是司马迁。他发现了企业家，这比亚当 斯密的发现要早1800年。

　　司马迁的《史记》里记述了范蠡、子贡、弦高、白圭、吕不韦等30多位企业家，张维迎称司马迁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市场经济的倡导者”，但汉代以后的历史就没有企业家可供历史记述了。这是因为，大汉以后国家加强了对资源的管控，企业家精神在这个看似强盛统一的帝国渐渐没落直至消失了。

　　商人阶层在令人叹为观止的中华文明中，从来没有扮演过重要角色。

　　1932年就来到中国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他的《剑桥中国史》中写道：“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层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另一位著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一书的叙述中，从1600年到1989年民生多艰国运多舛的389年间，也是几乎没有企业家的影子可供记述。

　　直到过去的30年间，企业家阶层才整体崛起，出现了真正的企业家经济，这是过去现代中国最具深远意义的事件。正是企业家们一往无前、反叛、意志顽强、富于创造力的精神，推动着经济的增长，创造了中国史无前例的奇迹。

　　茅于轼毫不掩饰他对这个阶层的赞誉。他在2004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前面的140年，我们什么事也没有干成，最近25年我们确实干成了一些事。是什么人在这个事业中间有功劳呢？改革前后，都有工人农民、都有知识分子、都有共产党，但改革以前没有企业家，改革以后有企业家，他们为我们的改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说企业家才是“改革功臣”。

　　无论如何，企业家群体在这个国家的出现与长成，让这个垂朽的大国展现出无穷的活力。但新的崛起也伴随着新的问题，近年来，商业伦理与道德底线开始大面积失陷，怀疑与愤怒重新笼罩在企业家周围，让这个国家充满了更多的不安与躁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打击“投机倒把”曾让这个阶层陷入了公众嘲讽甚至仇视的困境，但很快这些巨大的困难逼迫他们迅速走上了一条革新的道路。如今面对这些挫折与坎坷，我们需要去重新找回商业的本质和传统。

　　传统

　　正如米尔顿 弗里德曼所言，“商业的本质就是赢利”。无论是现代商业还是传统商业，都是以赚钱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但商业作为“以买卖方式使商品流通的活动”，从商业诞生的那天起，商业伦理就相伴而生，要求商业要讲诚信讲公平讲道德。

　　在先秦时代，儒家就有“义以生利”和“以义制利”的思想。《论语》里面说，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孔子还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我们今天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什么“道”？合法之道。说到底，也就是仁义之道——仁道。孔子主张“仁义礼智信”，提倡要用“仁道”的方式来获取财富。因为仁道是商业安身立命的基础。所以，无论是富贵还是贫贱，无论是仓促之间还是颠沛流离之时，都绝不能违背这个基础和原则。后来的孟子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三国的关云长是一名骁锐武将，但为什么我们现在却奉关公为“财神”而不是其他神？这是因为关公已经成为“信义”的化身，关公把曹操赏给他的金银绸缎，列表列支，除去给两位皇嫂置办衣物用于生活开销外，自己分文未取，最后挂印封金，离开曹营。此无它解，唯“信义”二字。

　　明清时期更是出现一批实践儒家伦理价值观念的商人，从此他们开始被称为儒商。“义以生利”和“以义制利”的思想，派生出“见利思义”、“取之有义”、“先义后利”、“重义轻利”等，逐渐构成了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内容。

　　清末民初的儒商是中国商业史的一个高峰甚至是黄金年代。无论是曾国藩的安庆兵工厂 ，左宗棠的福建船政局，张之洞的汉阳铁厂 ，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盛宣怀的铁路电报航运邮政事务，还是胡雪岩的江浙蚕丝厂 ，张謇的南通大生纱厂 ，荣氏兄弟的无锡纺织厂面粉厂 ，范旭东的天津永利碱厂 ，卢作孚的重庆民生船运公司，他们都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虽然他们从来都不愿意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但比起其他阶层，他们似乎也更有能力关心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们支持并参与到政治的改革进程当中，无论是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抵制日货、抗日战争，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当年活跃的身影。

　　心灵

　　新中国成立后，“三反五反”和“十年浩劫”中断了中国的商业进程。因此，对于二十余年前中国的制度环境而言，开创企业本身就是一项惊人之举。

　　40岁的柳传志在北京的一间传达室创办了联想，然后开始“土拨鼠式”的苦心经营，挤进世界500强后志在成为一间“伟大的公司”；浙南的李书福刚开始连个照相馆都开不起，买了个小相机，骑个破自行车走村串巷给人拍照，而后造冰箱、摩托车、汽车，直至全资收购沃尔沃挤进世界500强，但他似乎总也不能放慢前进的脚步；朱新礼在不惑之年辞职下海，直至今天还激情四射地怀揣着“大农业”梦想；有着令人艳羡的创业和职业经理人履历的田溯宁，再度点燃创业激情；商业地产翘楚王健林最想成为的不是财富领袖，而是中国最大的“慈善家”??

　　这是一群“大商人”。远在三四百年前，斯密就强调了企业家在增加自己和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在给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是推动社会进步举足轻重的力量。在中国，“大商人”至少有四个特征。

　　一是他们的创造力。敢于挑战传统的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这是他们的内在原动力，也是最典型的企业家精神。熊彼特把企业家的工作定义为“创造性破坏”，如果不进行创新和变革，就不会再成长，这也是企业家的本职工作。吉尔德则在《重获企业精神》里鄙视那些没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那些囤积财富的，寻求政府保护的，陶醉虚荣消费的，隐退孤立的，只给不予的，不愿承担风险的，希望收益不愿牺牲的，希望得到赞美的，不谦卑的。

　　二是他们的责任心。比尔 盖茨说他已经被“捆绑在微软[微博]这条大船的船桅上了”；当年65岁的柳传志在联想最艰难的时候毅然复出，“联想就是我的命，需要自己往前站时，义不容辞”；李东生[微博]在TCL[微博]国际化最困顿的时刻选择了“鹰的重生”??雄心勃勃的梦想赋予他们伟大的力量、激情、能量、勇气与坚韧，最重要的是他们的那份责任心。

　　三是他们的核心价值观。李东生是个典型的实业狂，他认为“实业乃国之根本，是最重要的基础，没有实业，谈何兴国”；胡葆森把自己的企业简化为六个字“在河南，做地产”，他“根植中原，造福百姓”的目的是要让亿万中原人住上好房子；李书福把他的新梦想定义为“每一辆车都像一棵移动的树一样”??他们把自己的企业紧紧地建立在核心价值观之上，从而实现持续领先。

　　四是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以经世致用见长、以天下为己任的“修齐治平”的中国传统商业思想，整整影响了中国这一代“大商人”。他们以实业兴国为己任，但他们胸怀天下，关心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一向最善于在环境和制度间拿捏平衡的柳传志，一边说自己一点也没有政治雄心，另一边又在忧心忡忡地关心“湿润社会空气”的问题。他们的使命与信念，影响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

　　在今天，处于大转型大变局的中国，已然走到了这里。何处是正气商业之光？哪里是影？光线被遮蔽之处，遮蔽得越多，正气就越难以生长，正能量就越发挥不出来。这便是为什么我们不辞辛劳地追寻正气的商业正能量，为什么我们不遗余力地倡导要给这个复杂的社会“加湿”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