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高贵之处在于，它标志着这次伟大变革不再是社会精英和强权人物的权力游戏，而是与我们每一个人的行动有关。这是一个“我”世纪，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在“参与”中反观自身，重塑信心；激发创造力，进化组织、重建社会，用正能量推动伟大变化的实现，而不是静待利益为“王”、权力为“柄”的丛林式结局。

　　文│本刊记者 袁建胜

　　1890年，古怪的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用一贯富有诗意的语言，写了一本叫做《心理学原理》的书，这本被称之为“迄今为止最具文学性、最具启发性、同时最具聪明才智的心理学书籍”，发现了大部分人认为理所当然的现象背后的秘密和实质：对于人来讲，并非情绪决定着行为，而是恰恰相反，人的性格和信念是由其行为所决定。

　　“当人们微笑时，会感到快乐；当人们皱眉时，会感到难过。”在正能量与负能量之间的博弈中，人的行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原理：做一个有力的姿势会让自己增加信心，穿一件漂亮的衣服会让人心生愉悦，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且体会到的改变。正因为它如此简单，才容易被人忽略：哪怕一个小小的，可以激发内心正能量的行动，都很难实现。

　　人人皆是环境，如果不主动采取改变的行动，每一个人的负能量，就会淤积在一起，让我们深陷其中，裹挟着我们向另一个方向改变。即使屈辱、恶心，我们仍然会选择“吃蚯蚓”，并把希望寄托在别人和环境身上。

　　“精神分析社会学”奠基人，生活在上个世纪的美国心理学家、哲学家艾里希 弗罗姆认为，精神疾病的治疗需要具备三个条件。首先是患者的心理不能正常发展，已经造成痛苦的事实。其次，患者已经意识到痛苦，并有为克服痛苦而奋斗的努力。再次，改变自己的行为和生活环境，丢弃曾经让他痛苦的“顺从”倾向。

　　“精神健康的目标不是必须强加给人的理念，也不是某种必须克服的‘天性’、消灭‘固有的自私’才能达到的目标。恰恰相反，追求精神健康、幸福、和谐、爱、创造性，这些都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本性。”他说。怀斯曼的书在中国所受到的欢迎，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治疗社会的“精神疾病”，这三个条件同样适用。一种切实的行为和改变，会影响更多人的信念，并推动社会向正确的方向发展。1896年，美国高等法院，基于所谓“民俗”无法因法律改变的所谓“共识”，作出种族隔离合法性的裁决：规定美国公民享受同样的公共服务，但对于不同的种族有分开的公共设施。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度。

　　1954年，在民权运动的推动下，与种族隔离，相关法律被推翻。在此之前，只有30%的白人支持废除校园种族隔离,35%的白人支持废除社区中的种族隔离，44%的人支持废除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种族隔离。在相关法律被推翻之后短短两年，这一系列数字就被改写为49%、51%和60%。尽管现在美国仍然有人存在种族歧视的观念，但已无人敢在公众面前承认这一点，而且，他们还选出了第一位黑人总统。

　　在当下中国，空气干燥、不宜生存，这已是每个人都能体会到的痛苦，面对这样的痛苦，抱怨与批评是正常的情绪，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如果从现在和个体开始，做出正确的行动来“加湿空气”，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新的道德秩序重新在心里形成，社会风气开始转向，各层次组织结构会向包容人的自由、参与的方向，进行可能缓慢却无法遏制地进化。

　　何谓正确？首先，来自于“仁”和“良知”的原点而非欲望和贪婪，这是正能量在每个人心中的集体无意识。其次，出于理性的判断和而非智力的控制，理性是人以思想认识和把握世界的能力，是“道”的传承；智力是人借助思想操控他人和世界的能力，是“术”的训练，这正是我们当下面临的最大威胁：我们总是想做智力超群的“超人”，未曾意识到正在成为理性“残疾”的矮子。再次，是否基于合作的形式和获取“爱”的结果。

　　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即使他在梦中如何的痛苦，道德说教、信息灌输已经被证明无效，即使某种形式的“奖励”也是一种负能量，人并不会真正因为能够得到“奖励”而对某种事物产生兴趣，他们只是假装如此而已，获取利益已经在“奖励”中异化为主要的目标。观察一下我们身边单纯的孩子，就能发现这一点：他们不用任何形式的鼓励就可以让自己兴致盎然。

　　普通人确实难以主动改变行为方式，哪怕从一个简单的变化，只有“参与感”才能唤醒自我的重新发现，就像现在的一句流行语所讲的那样：“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从家庭这个最小社会组织层面，我们的参与和责任总是很明确的，如何从这样的组织扩展开去，不仅需要人的主动性，也需要创造性地更新组织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