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自我意识”产生之日起,爱和合作便逐渐让人类凝聚在一起,历经数十万年,从蒙昧走向文明,至今仍未到达终点,但以此为核心的正能量,却是推动人类不断前行的基本力量。
文│本刊记者 袁建胜
我们并不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尽管各个宗教对人类的起源都作出过解释,但人们还是不够满意,于是科学家提供了新的证据,哲学家产生了新的思考。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都参与到这场争论之中,至今仍没有完全令人信服的说法。
基于目前的考古学、人类学所能提供的有限证明,有一些描述应是确信不疑的:人的出现得益于动物进化链条在某一点上发生的独特突破,一种日后被其自称为“人”的动物,行动不再受制于遗传生物所赋予的本能机制,用直立行走的姿态把自己从动物世界中解放出来。这被认为是与物质出现、生命与动物首次出现同等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的自我意识诞生。
人的自我意识、理性与想象力颠覆了动物生存的普遍状态,在动物界的基本规则中,他是“半兽半神”的存在。他无法与自然分离却又超越了自然,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末日——死亡,但无能为力,他既无法摆脱自己的思想,也无法摆脱自己的肉体——他总要活下去。
面对这样的事实,存在主义哲学家有一种悲剧性的解读:人生来是一场悲剧,人生活在一个与自己对立的、失望的世界之中,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不确定的,即使存在绝对自由的人,他也是烦恼和无所依靠的孤独者。
这种令人失望的说法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来解释人类自诞生以来曾经走过的历史。他们不满于饥渴、干渴和性满足这些基本的动物性需求,即使这些已经足够他们生存。他们来自精神方面的渴望,总是能引导自己在生存之外对世界和未来有所寄托,他们也总是不断地找到新的办法来解决生存中的问题,他们在危机到来之前互相接近,不免痛苦地寻求合适的方式来展开合作,基于情感结成某种形式的“联盟”。
尽管我们现在仍然摆脱不了动物性需求的烦恼,但没有人会承认自己还是动物的一员。
人类用了几十万年时间才走出了自我完善的第一步,经过巫术万能的自恋、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阶段,人类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良心和友爱观念,用一种牢固的方式把自己的生存合法化,这种方式被后来者称为——社会。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写道:“从本质上讲,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那些生来离群索居的个体,要么不值得我们关注,要么不是人类。社会从本质上看是先于个体而存在的。那些不能过公共生活,或者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公共生活,因而不参与社会的,要么是兽类,要么是上帝。”
空间上在地球的北纬25-35度之间,时间上在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曾出现一次“轴心时代”。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等古老民族,先后方式各异地经历了一种突破,被人称为“哲学的突破”或“超越的突破”。这些古老的民族在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与历史的处境发生了一种系统性、超越性、批判性的反省。
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先知们、释迦牟尼等,同处于这个在文明仍受地域限制,无法互通思想的时代,这些先贤大哲不约而同地对人地存在和本质需要作出了形式各异却核心趋同的解读:道、仁、美、善、真理、慈悲、契约等等。这些正向能量都表示,人只有一种感情能满足自身与他人以及世界结合的需要,这种感情在现代的语境中通常被称为“爱”。
在此后的数千年里,人不仅用更为有效的方式来开发自然,也为自己设计出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来维系自己的本质需要,比如,古代西方的封建体制、东方的帝国体制,近现代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当然,这些方式现在看来都还不够完美。
就像有关亚当和夏娃的寓言中所描述的那样,他们本是与伊甸园(自然)和谐共存的,因为偷食了善恶树上的禁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从人类拥有自由意志之始,善与恶、爱与欲望、创造与毁灭便纠缠在一起。人们在基于正能量的渴求,改造自然、获取财富、设计制度来保护自己的同时,也伴随着贪婪、控制、权力与征服的释放。
人们总是不满于那些不适合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用激烈乃至毁灭性的行为来试图改变,为此付出的代价大得惊人,在看似“一乱一治”式的“循环”中,有一种结果却是确然存在的:经历每一次痛苦之后,人总会自觉地反思,加深对自我、社会、自然的认识,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更加令人信服。
寻找自己是一个困难的过程,每一个人的存在都需要定位坐标系和身份感,这样的坐标系必然立足于现世、现实和自身的特殊性,又确乎需要超越性的追求。人必须同他人建立联系,只有当他以友爱的方式建立这种联系时,他才能在保持自身完整的同时,感到与他人结合在一起,否则便会精神失常。
我们并不经常思考关于自身存在的问题,这可能会让我们陷入某种“尴尬”的境地:就目前人类的认识水平而言,基于爱和创造的渴求所代表的正能量,以及与之相关的道德规范和社会组织形式,仍然是我们存在的基础,它们既是套在欲望和负能量之上的“枷锁”,也会在某一时刻成为限制我们前行,并迫切需要改变和突破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