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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股市似乎的确到了最微妙的时候。说它微妙，不仅是因为它涉及的利益关系非常复杂，而且根本上是利益集团以其天然强势挟持了股改，以致传统上被认为与经济不搭界的作家都不得不出来讨伐这个市场了。11月6日，各大财经论坛刊载了著名作家周梅森致全国流通股股东的一封公开信，在这封名为我愤怒的公开信中，周梅森呼吁7000万股民面对资本强权站出来，对所有侵权方案投反对票。
从公开信来看，令周梅森愤怒的直接缘由是上市公司金丰投资提出的股权分置解决方案没有满足流通股东的要求。身为江苏省作协副主席的周梅森是金丰投资的第一大流通股东，共持有70.25万股。周等流通股东要求金丰投资以10送3.8股获取全流通资格，后者起先同意，但后来提交方案时却变成10送3.5股。周决定在表决会上投反对票。
据披露，周的综合买入成本为6元附近，而金丰投资的现价为3.85元，其亏损超过百万元。所以，周的愤怒虽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但客观上也是7000万股民的心声。比周损失惨重的股民多的是，很多家庭因为投资股市使生活质量大大下降，买房的钱，买车的钱，养老的钱，甚至下岗工人买断工龄的钱，都赔在了股市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国民经济平均9%的年增长率里，有着7000万股民作出的重大贡献。
按理，在这种情况下，全国股民应该趁着股改的良机，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维护自己的利益才是。但半年过去了，除了清华同方的方案被流通股东否决外，其余的方案都被放行通过。其实，对流通股东来说，他们并未不知道放弃投票的后果。首先，这意味着有损自己利益的方案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加大。其次，流通股东投票率低，也将无形中增加持股量大的机构对投票结果的影响力，这可能会引发少数公司去违规操纵投票结果，因为在流通股东集体缺席的情况下，其买票的成本将会降低，而得逞的机会却增加了。但即使如此，大多数流通股东们却选择了扮演沉默的大多数的角色，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关注。某报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不去投票的原因包括，投了也没用(占比50%)、程序太复杂(占比近30%)、同意方案但不想投票(占比18%)等。而这背后，实是因为股权的大小，不取决于股东人数，而决定于股份的多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流通股东知道，由于投票成本的存在，散户团结不成力量，因此不足以和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抗衡。
如前所述，中国股市虽然有7000万股民，从数量上看，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但由于流通股东是以个体的身份出现的，因此，在和拥有资源、知识，特别是政策与法律优势的大股东的博弈中，单个股民的力量是弱小的。如果再存在制度设计上的障碍，更不可能去与大股东抗争。少数股民以个人之力与大股东抗争，终究是胳膊扭不过大腿，多以失败而收场。
现在，国家已从制度上明确流通股东和大股东具有同等的权利，即所谓同股同权，从制度上消除了流通股东参与表决的障碍。但如果流通股东还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战，就不能向市场展示共同的意志和决心，就不能形成共同的目标。没有共同目标作支撑，也就不会有共同行动，从而企业和大股东也就感受不到来自市场的压力，可以忽视股民们的愿望和要求。这正是过去一再发生的事情。
世界上从来没有救世主，改变公众股东的处境离不开自己的努力。公众股东越是积极参与，股权分置改革就越可能向多赢的方向发展，而放弃权利的行使换来的将是权利的丧失。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梅森的行为值得尊重，在全面股改过程中，我们十分需要有社会责任感的有识之士，帮助流通股东改变弱势地位，保护其法定权益。
作者：邓聿文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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