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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把构建和谐社会、区域经济发展、政府自身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等多方面内容纳入了规划范围，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体现了执政党对今后一个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思路，值得高度关注。
《建议》所提出的下阶段社会发展框架为：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以科学发展观为平衡社会与经济关系主线，通过深化改革创新获得新动力，化解已集中呈现并日益尖锐化矛
盾--在形势判断上，采用了矛盾凸显期概念，以说明解决问题的迫切性。简而言之，按照《建议》的设计，中国社会将再次踏上以改革促发展的总体路径。
评价这一路径设计，首先必须承认，其符合实际需要，是对来自现实矛盾的呼应，可谓切中时弊。一系列社会矛盾已经形成倒逼之势，追究它们的根源，惟有通过制度变革的方式才能祛除。毫无疑问，中国社会最大的风险是拖延改革的风险。同时无法忽视，近年来，作为机会不公、贫富差距及既得利益格局造成的后果，社会公众，特别是弱势群体警惕任何涉及利益调整的举动，对一些假改革之名行瓜分国有资产、侵犯大众利益之实的行为已经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而且这种情绪越来越强烈。
面对社会问题，一些半吊子学术积极分子咬定自由经济原则和市场化方向是导致社会不公的罪魁祸首，这种似是而非、混淆视听的说法干扰了社会舆论对改革攻坚对象的指向与坚守。事实上，诸多社会矛盾得不到调节，正是由于市场经济发育进程受到了机会主义和利益集团的干预所致。譬如，在财富分配方面上，市场化固然会造成拥有不同资本资源和人力资源人群的收入差距，但没有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会最终陷入社会达尔文主义泥潭。税收和社会保障等制度发挥收入分配调节作用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由市场配置资源，无歧视、集体谈判、自由签约等规则保障了劳动力价值的体现，即劳动者在第一次分配环节受到公正对待。毋庸否认的事实是，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熟练工人属于中产阶层，而非什么弱势群体，但在我们国家，不少企业的熟练工人却沦为了弱势群体，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离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还有很大的距离。
就作为经济体的状况而言，由于国内市场化改革进程与世界经济分工浪潮吻合，中国迅速成为了全球性制造业基地；但中国制造长期无法升级，至今主要靠廉价劳动力、资源消耗、土地占用和对跨国公司实施超国民待遇来赢得竞争优势，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低端位置。中国经济向国际市场输送着可量化的巨额利益，自身最终占有所创造财富中的比例却严重低微。通俗地说就是，中国经济赚钱能力低下。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广大农民有顺口溜称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就是自己的。一段时间以来，于中国制造倒设利润率状况下，情形是交足政府(税收)、留下投资回报，劳动者劳动价值则被牺牲。后果自然是整个经济领域赚钱不多，并贴入了环境污染等外部性成本，贫富差距却不断拉大。
类似弊端是否该归因于企业主体的机会主义倾向呢?显然，企业机会主义表现同样是果而非因，问题根源出在制度层面，而劳动者对制度性弊端无权制衡。一个简单例证是，在国内绝大多数地区，在GDP增长和获得税收与保护劳动者权益两者之间，政府部门的选择是摇摆不定的。
从市场化改革角度看社会问题，还不难发现，国内贫富差距急剧加大主要不是因为不同人群拥有资本资源和人力资源差异造成的。在民间拥有资源处于配角地位状况下，导致贫富差距加剧的核心原因在于同样的资本资源和人力资源投入，效益却严重不一，即自然人并法人分三六九等--这实在是一种严重的机会不平等。同样的人力资源投入，国有垄断企业人员工资可以高出数倍；同样的资本投入，进入与强势利益主体构成共谋关系的行业，获得利润就可以远远大于社会平均利润。
无疑，就对象正确的改革而言，经济改革基本目标之一是实现所有市场主体平等竞争，让法人与自然人资源投入获得平等机会--这就必须从根源上破除机会主义行为及既得利益集团特权。社会改革当务之急在于迅速扭转弱势阶层利益受损状况。现阶段，让弱势群体共享发展成果，必须在财政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上做出安排。而所谓和谐社会须消除弱势群体，做到此点，前提是让所有社会阶层都拥有直接主张自身利益的权力--这就是我们在未来的改革中应该锁定的攻坚对象。
作者：袁幼鸣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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