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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思国有银行改革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3月08日 08:36 《国际融资》

  Worry about reform of SOBs

  国有银行海外上市,是收益大还是风险大,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变化,后续的改革安排会是怎样的?

  对于国有银行改革的争论,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
这是一个马拉松比赛。我们不要期望在跑完100米、1000米甚至10000米的时候,掌声就能够响起来。”姜建清的话,给人以美好的预期,但是,改革没有浪漫的元素,我们期待着掌声,只是这将是十分沉重的期待。

  中国金融系统硕大的无底洞,到底需要多少金钱才能填满呢?中国的银行还要引进多少资金,才能将这个摊子收拾好?会有多少的外资银行垂青中国的国有银行

  掌声何时为银行改革响起来

  国有银行海外上市:是开始而不是结局

  为什么不去华尔街上市

  When will SOBs?reform make progress?

  掌声何时为银行改革响起来

  - 宇竟

  一段时间来,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引起广泛争议,其焦点在于目前的改革究竟目标明不明确?路子对不对?方式好不好?成本高不高?效果理想不理想。但表面上,则集中在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和海外上市是否存在股权贱卖现象等极富刺激性的话题上;是否贱卖的争论又上升到是否威胁金融安全的高度。关于银行改革争论可能还会继续下去,还会产生新的争论,其间种种看法,种种见解,或批评,或建设,或激情四射,或理性见长,将使银行改革长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对关于银行改革的争论,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这是一个马拉松比赛。我们不要期望在跑完100米、1000米甚至10000米的时候,掌声就能够响起来。”

  姜建清的话,给人以美好的预期,难怪一些媒体把这段话作为有关银行改革这一沉重话题的文章的结尾。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毛泽东的那句名言:“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但是,改革没有浪漫的元素,我们期待着掌声,只是这将是十分沉重的期待。

  会有多少掌声

  前不久,一家媒体刊发了题为《“银行贱卖论”殃及“池鱼”》的文章,此篇文章披露了中国工商银行战略引资内情,文章说:国有银行股权“贱卖论”的质疑开始指向工行。工行感受到了压力。 此时,在16个月的艰苦寻觅和谈判之后,工行距离成功引进战略投资者只有一步之遥。工行已经要求就参股价格与战略投资者重新谈判。文章还引用一位业内人士的话说,由于参股协议,不能尽快签署,战略投资者不能进场,工行所需要从战略投资者那里引进的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产品开放等方面的关键经验和技术不能尽快引进。从某种程度上讲,战略投资者参股的时间拖得越久越对工行不利,因为引进这些技术和经验并且消化需要时间。 然而,距离加入世贸过渡期结束还有不到一年,留给工行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这篇文章有这样一层意思,就是争论耽误了时间。

  “银行贱卖论”是不是耽误了工行的时间表,不好做结论,问题是如何看待争论。应该说国有银行改革从一开始就引发争论,是一件好事。在改革初期,“不争论”曾是被人称道为政治智慧,如今改革已经进入深层次,允许争论才是正常的。做一个也许是没有意义的假设,若干年之后,我们来反思国有银行改革,会不会也想像今天反思医疗和教育改革那样,做出一个“不及格”的评价。显然,这种评价是可怕的。早在2004年末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定了基调,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当时便提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只许成功,不能失败”,是“输不起的改革”。可见银行改革事关重大,一般都认为国有银行改革重要是因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这里要说的是国有银行改革更是一个涉及到公共利益的大问题。国有银行改革是专业性很强的改革,普通百姓几乎没有说话的空间,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国有银行为什么要改革,不知道他们存在银行的钱有一些已经烂掉,成为坏账,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国有银行改革与每个中国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四大国有银行因其网络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领工资,领离退休金,交水费交电费交暖气费交电话费,买债券买保险买基金,无一不与之相关。可以说国有银行改革是极大地影响公共利益的,既然国有银行是一个公共利益很强的改革,我们就必须认真对待,就应当允许争论,允许质疑,当然我们需要的是有建设性的争论,争论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纠错机制。

  国有银行改革是一场精英们的运作,但不能因为是精英的设计和操作就有了胜算的把握。前一阶段的很多方面的改革,都有所谓专业精英的设计和鼓动,如今却遭到了质疑,这一阶段经济学家的信誉危机就是因此而发。

  我们期望的掌声是大多数人的掌声,而不是少数人的掌声。只有多数人的掌声才能说明国有银行的改革是有成效的。

  掌声何时响起来

  姜建清把国有银行银行比作马拉松说明改革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把掌声留在后边说明改革评价的复杂性。国有企业改革从上个世纪80年就开始了,至今我们仍然很难听到热烈的掌声,甚至还有人提出要重新审视,2004年的“郎顾之争”更是说明了对国有企业改革评价的复杂性,国有银行改革会不会也是这样漫长的进程,或许会有掌声,但是稀稀拉拉,或许掌声热烈,但只是局限在某一层次,某一群体。

  与国有企业改革起步不同的是,国有银行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以开放推动改革,从引进战略投资者到海外上市,都是一个开放的态势,这就涉及到评价改革的视角问题。如果把国家金融安全纳入评价系统,那如何评价就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是一个有人鼓掌有人不鼓掌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已经凸现。

  问题的关键还是涉及到我们什么要进行国有银行改革,这涉及到国有银行改革的目标的问题,涉及到国有银行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关于国有银行改革目标上官方和专家学者的共识是:国有银行改革的战略目标就是提高银行经营绩效,促进金融体系稳健高效,我国经济长期依赖银行信贷,使得国有银行在经济、金融乃至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远非其他国家一般商业银行所能比拟。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一直支持着经济高速增长,也造成较大的效率损失,孕育巨大风险。如何将其改造成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金融支持体系之一,与金融市场一起构成健全、稳定和高效的金融体系,就成为银行改革的主要战略目标。国有银行改革作为金融改革的一部分,不能仅通过其自身改革来提高盈利能力,降低不良资产,更应与金融市场改革和发展相协调,构成中长期的融资结构,分散集中在银行部门的风险,改善银行治理绩效,增强竞争能力,消除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因此,它与国内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协调发展,相互促进,彼此支持,是改革路径的必然选择。

  从这些国有银行的战略目标上来看,远非一般的评价体系所能裁定,标准太高,掌声来得就慢,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银行改革作为马拉松比赛,其间,有呐喊声,有拉拉队,甚至有骂声,我们最希望的还是掌声,只是希望这掌声不是某一层次,某一群体。

  结语

  乐观者有乐观者的期盼,但愿在为国有银行改革加油的队伍中,有更多的乐观者,有着姜建清那样的美好期待,更有一种乐观的结果。

  SOBs' being listed abroad: the start, not the end

  国有银行海外上市:是开始而不是结局

  - 孙玉霞

  2005年将以银行改革过关之年载入中国金融史册:中国建设银行步交通银行海外上市后尘在香港挂牌上市;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中国银行海外上市筹备工作也进入了关键阶段,计划在2006年上半年完成。周小川曾指出:股改上市是国有银行改革的里程碑。通过股份制改革,特别是转变为上市公司以后,国有商业银行外部制约问题和内部改革动力问题都将得到改善。解读银行业的这段改革新历程意义显著。

  收益大还是风险大:

  不同的声音

  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国有银行海外上市是良好的开端,且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不会威胁我国金融安全,支付这些改革成本是必要的。所谓战略投资者,就是不仅仅在资金上财务上与我们的银行合作,更重要的是要提供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经验、技术和专才,帮助我们改善风险管理和内控机制,改革股权结构,优化法人治理结构。

  另一种观点则是,上市之后的建设银行已由一家国有独资银行变成有25%外资股份的国际公众银行。外资持股比例高,今后国有银行会不会被外资控制,从而威胁我国金融安全?以汽车行业为鉴,20年来我国通过“合资”和“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虽然锻炼了中国汽车人才队伍,但却失去了内资对汽车行业的控制权,银行业改革应汲取汽车业教训,防止重蹈覆辙和危害我国金融安全。

  总体看,国有商业银行吸引外资是为了引入新的经营机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实现优势互补和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国有银行如果不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那么将会走上其他国有企业改革的老路,只有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才能彻底摒弃旧体制下的那一套管理模式,国有银行才有可能走出困境。但就整个国家而言,由于金融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和命脉,金融改革和发展事关全局,必须审慎对待,不能忽视其中潜藏的风险,实施对外金融开放政策,既要积极又要不失稳妥,这是一个需要把握的关键性问题。

  股改上市带来的可能变化:有效治理结构

  按照理论框架,国有银行上市后在对经理层的选择与监督方面可以在更大程度上运用市场化的标准进行;可以通过特定的制度设计(如认股权等等),促使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尽可能对称,重点解决国有银行内部大量存在的“廉价投票权”的问题。国有银行上市,引入了新的投资者和外部的监督,能够从市场的角度增大对国有银行改善经营管理的压力。银行上市后,将有条件打破经理层的收入水平与业绩水平基本不挂钩的状况,国有银行在建立激励机制方面的自主权有所加大。国有银行上市后,能够引入现代企业制度所需要的制度框架(主要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为进一步提高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奠定基础。

  引进一些真正关心银行盈利和风险状况的战略投资者,成为银行的大股东,不仅能够促进国有银行组织结构调整、治理机制改变、新的运作机制形成、外国先进管理经验与制度引进,能够让整个银行的运作,真正置于公众投资者的监督之下,让银行营运走向国际化及现代商业化。同时,研究中长期激励机制,淡化行政化管理色彩,创造健康而充满生机的企业文化,继续对管理岗位公开竞聘制度并加以完善,加大对违规人员的处罚力度,从而真正对员工和管理人员的行为起到约束作用。建立有效的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提高经营管理效率,增强竞争力,使其成为真正市场化的商业银行。

  当然上市后的国有银行能否真正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控股的国有产权的主体虚置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激励机制的建立和健全的问题、政府干预问题、经理层的选择和监控等方面的问题的解决。

  股改上市带来的可能变化:信息披露

  我国银行业信息披露的现行法规是在充分借鉴了巴塞尔委员会的相关标准之后建立的,但是考虑到我国银行业落后的发展水平,目前的法规同巴塞尔委员会的一系列披露要求相比,除了个别项目外,大部分项目的信息披露要求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我国的信息披露规范用语模糊,缺少具体的操作指引,可操作性不强,没有具体的格式,留给银行的披露灵活性很大,我国当前银行业的业务水平普遍很低,而且出于成本和市场竞争的考虑,银行缺少动力进行自愿披露,造成了我国信息披露水平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海外上市,境外战略投资者参股,国有银行的信息透明度必将大大提高,来自银行内部的董事会监督和来自银行外部的公众股东监督将大大加强。国有银行今后的市场价值和评级情况将与银行的经营业绩、董事和高管的尽职程度息息相关。只要经营业绩不佳,股价就自然下跌,评级自然降低,不会因为国有银行的特殊身份而受到任何优待;公众股东和外资股东要求银行的高管层必须为所有的股东服务,而不再仅仅为国有股东的利益服务,如果银行的高管层未曾尽职,或者有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如为国有企业提供政策性贷款,投资者或者会用脚投票,令银行的市值下降。而国有股权所占有的银行市值比例大小,是银行国有股权的价值所在。

  股改上市带来的可能变化:资产质量

  近年来无论是政府还是国有银行本身,在降低不良资产上,确实下了不少功夫,如制定严格的信贷管理制度、信贷业务的完全程序化、规定降低不良贷款率的指标等,但上述种种举措并非建立在完全改善国有银行运作机制、改善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基础上。

  考察已经上市的几家银行的变化:据有关资料显示,民生银行的资产坏账率1.29%,最高的深发展也不到10%。几家银行自上市以来的坏账率均呈现快速下降之势,表明在有效的市场监督机制下,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迅速加强。如果几家国有银行在上市以后能够在公众投资人的严格监督之下,完全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运作,在趋利避险的敏感性上达到民生银行、招商银行的水平,将对中国经济健康增长的影响意义重大。只有在这样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中国银行业才能摆脱行政干预,持续不断地为优质企业提供血液。

  凤凰涅磐:后续的改革安排

  毋庸讳言,股改上市绝对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国有银行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它们还面临一系列难题,比如资本金严重不足的问题,不良资产问题,技术水平低和管理能力差的问题等等。因此,国有银行要实现凤凰涅磐,获得新生,其根本途径、最终道路还是改革,这也恰合著名分析师钟伟提出的所谓“挟洋迫改”,或者叫做以上市倒逼改革:在中国国有银行上市过程中及时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让其分担银行上市的风险,分享中国改革的成果,既可减弱银行上市的震动,更可重新确立其形象。无论如何,终极目标还是期望国有银行在改革中得以发展壮大。

  中国银行业改革表现出的是一条沿着市场化改革道路逐步的艰难探索。自2003年新一届政府成立之后,一系列金融改革政策陆续出台,显示了中国政府从根本上变革银行业、推动银行改革的鲜明态度。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试点就是银行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公开上市只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步骤中的一个阶段。上市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筹资,其目标是为了建立一整套新的市场激励和约束机制,强调投资者利益,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彻底打破国有商业银行的“准官僚体制”,改变“官本位”,通过合理的、符合商业银行运营要求的绩效激励机制、充分的风险控制和资本约束,促使国有商业银行变成真正的市场主体。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在管理体制、运作机制、经营模式上进行相应的改革:一是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商业银行运行机制的要求加大改革的力度。二是要充分运用市场和法律手段,采取多种形式消化、处置不良资产,降低不良资产比例。三是要根据世界银行业的发展趋势,调整经营管理理念和发展战略,加快创新的步伐,从而改善运行效率和提高竞争力。四是要加强内控制度建设,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五是要努力实现金融监管的国际化。

  另外,现代金融体系包括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两个有机组成部分,我国金融体系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资本市场的不发展。只有资本市场发展了,银行体系积聚的风险才能最终得到化解。因此,在我国金融开放过程的同时,必须立足国内,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改变企业的融资结构和资本结构,进而有效地将储蓄转化成投资,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易宪容所言,“四大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并不是一上市就一了百了。四大国有银行要想真正成为现代商业银行,能够成功上市仅是未来发展的重要一步,但并不是全部。”所以,路漫漫其修远兮,上市只是国有银行发展的开始,而不是结局。

  Why not go to be listed in the Wall Street?

  为什么不去华尔街上市

  2005年,政府在国有银行引进外资战略上做出了一些改变,其中最大的改变莫过于放弃国有银行海外上市的原定计划,并正式宣布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的上限不再局限于25%──此举引起中国国内一片指责声,认为“银行贱卖,将导致金融主权旁落”。银行高管当然否定“贱卖论”。但他们有苦难言的是:开放金融业大门,完全是因为国有银行到美国华尔街上市圈钱成了泡影,这才不得不改变战略,对外资银行来个“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萨奥法案》:投机者的克星

  中国银行系统面临种种危机,迫使政府近几年一直在筹划海外圈钱,以此缓解燃眉之急。为了提高银行自有资产比率,政府一直在对银行业输血:从1998年开始到近年汇金公司的注资,政府通过直接拨款以及转移坏账呆账的方法向银行共计注资约2600亿美元。这一数字是1997~1998年韩国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后重组其银行业所花费资金的两倍,也是美洲国家想要使其银行业摆脱困境所需的资金总额。

  中国放弃辛苦筹划长达四五年之久的银行海外上市计划,完全是出于不得已。问题是美国人并非都是傻瓜,自从中国一些国有企业利用美国机构达成海外融资目的,并造成种种麻烦以后,美国也在想方设法研究中国的种种措施,防范风险。比如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就在2005年的报告中详细列举了中国在美国搞的种种行为。

  但最起防范作用的还是美国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简称sox法案)。这一法案于2002年7月由美国国会通过,自此使得各国企业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难度大大增加。这个法案之所以通过,缘于 2002年安然(Enron)和世通公司(Worldcom)丑闻。为了防止类似安然事件的丑闻再爆发,美国国会制定了这项严厉的公司治理法。人称这套法案是当今世界资本市场上最为严厉的一套法案,它的出炉被认为是开启了一个新的资本市场监管时代。

  法案严苛在何处?

  《萨奥法案》强化了对上市公司欺诈的刑事惩罚力度。该法案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财务会计处理的准确性、改善公司治理等主要方面,均有十分严格的要求。比如,它要求上市公司的CEO(首席执行官)和CFO(首席财务官)保证公司向美国证监会提交的定期报告之真实性、准确性,并要求CEO和CFO个人对公司财务报告承担责任。如果发现经CEO和CFO签字的财务报表有问题,公司CEO和CFO除了退还任职期间的奖金、报酬外,还将承担刑事责任。

  一般的看法是:这一条通过外部监管促进了企业的内部监管。因为毕竟一个企业,特别是拥有许多分支机构的大企业,许多部门与许多职员参与的事情,最后由CEO或CFO一个人签字负责,出了问题还要坐牢,这就迫使CEO与CFO在内部建立有效的内控机制。

  按照《萨奥法案》的要求,中国的国有银行真要达到404条款要求的内控标准,至少需要1年以上的时间。据专业人士介绍,如果把每个流程的程序都列出来,一个大的企业有几千个风险点。在内控上,绝不是总行统一一套程序就万事大吉,因为每个地方分行因为地域文化和业务重点的不同,每个地方的内控测评都要分别做,然后定出哪些环节关键、哪些环节不重要,再做测试。比如,银行要做一个信贷流程的404项目,从信贷的审批开始,一个个步骤写下来,要经过什么人,起草信贷报告的人要先做什么调查,到哪个部门审批,最后到审贷委员会又如何审批,不同额度在哪个级别批,批完了要发放,发放者要签字,最后怎么监控又是一大堆的程序。一般来说,一个信贷流程404项目可能要求将50个程序都列出来,但法律没说哪50个,因为每个企业都不一样,就算同样是银行,银行和银行也不一样,所以,只能根据不同企业设定不同程序。 最后还要抽查下面操作的时候是否符合内控的要求。

  据说要完成整个流程,没有1年以上的时间简直不可能。

  中国银行业与企业难以逾越的障碍

  面对严格得近于苛刻的《萨奥法案》,原来满心想到华尔街圈钱的中国银行与中国建设银行必须考虑几点:

  第一,必须考虑与诉讼有关的问题,中国人寿被诉的前车之鉴,反映了外国公司在华尔街面临一种潜伏的新型风险。中国人寿是中国最大的人寿保险公司,2003年在纽约上市。纽约证交所对其规模35亿美元的香港和纽约两地上市的庆祝铃声刚停,该公司就遭遇了诉讼,并面临美国证监会对其上市前招股书信息准确性的调查。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中国人寿遭遇的法律麻烦,对其他公司起到了明显的威慑作用。

  第二,与美国会计准则接轨的成本。美国要求的会计准则跟国际会计准则、英国会计准则都不同。其他国家的企业银行要想适应美国的会计准则要花很多时间。比如欧洲有些银行,可能是通过收购、合并而成,而美国会计处理办法是,用合并的方法把两家银行合并会计报表。这里面就有很多事情可能需要回溯到四五年前,这就使很多银行被迫面对历史数据问题,抽查很多凭证,看很多很细的东西。一般来说企业上市要提供3年的报表和数据。但是对一些银行报表与数据的披露要求是5年,而很多银行没有这些历史数据。据知情人士披露,美国监管部门因此拒绝了不少这样的银行,许多银行争取豁免也遭到拒绝。

  第三,法案要求CEO与CFO承担法律责任,这一条使得中国各银行的负责人不得不考虑银行在美国上市后将要承担的个人风险。中国国有银行规模大、地域广而且各分支机构操作风格差别很大,近年来贪污腐败案件频频曝光。据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称,1998年至今,在各级审计机关发现的15000多起案件中,很多都发生在金融领域。审计署发现的1000多起案子,有一半以上来自国有银行。偌大一个烂摊子,这些高高在上的银行高管心知肚明:就算让美国的投资银行与会计师事务所帮助做好了上市的财务资料,也随时都可能漏底。而打算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几家中国国有银行的负责人,均在宦海浮沉多年。如果这些国有银行上市后,遭遇中国人寿同样的问题,将导致这些具有特殊身份的银行高管涉嫌触犯美国法律,遭逢牢狱之灾。目前有人提出由银行外聘CEO与CFO,问题是:此职必须有相应资历的人来担任,而有相应资历者又有谁愿意做此冤大头?

  政府与企业界颇花了一番心思钻研《萨奥法案》,也曾经通过许多渠道批评这个法案的严苛。诸多利益与中国捆绑在一起的美国公司和投资银行家们纷纷抱怨,纽约最近之所以难以吸引亚洲公司前来上市,其根源在于来自监管与法规方面的巨大压力,而《萨奥法案》就是罪魁祸首。无奈美国证监会新任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表示,“中国金融改革正面临着与当年清朝同样的命运”。从这句话可看出:所有这些威胁与批评对他不太起作用,除非美国政府走马换将,否则华尔街大门不会对中国银行与企业洞开。

  香港成了新“桃花源”

  既然到美国华尔街上市成了一个短期内无法实现的目标,政府只能现实地改变策略。建设银行在香港上市就是政府的一个选择。而标准普尔评级的改变则帮了中国银行系统很大的忙。

  2004年11月26日,标准普尔给了中国银行系统一个很糟糕的评级标准,其中两项结论让政府颇为尴尬:其一,包括四大国有银行在内的12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状况全为投机级(即bbb-以下)。其二,标准普尔估计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比例大概在44%~45%。这与目前国内官方发布的数字22.9%相去甚远。不过,还好普尔2005年调整了中国银行系统的评级。

  在建设银行上市前一个月,素来将中国银行业视为世界上最具风险行业的标准普尔同时提升了中国7家银行的评级。三家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的长期外币评级由“bbb-”调升至“bbb+”,短期评级由“a-3”调升至“a-2”,三家银行的长期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的银行基本实力评级由“d+”调升至“c”。而调整的标准并非银行经营有所改善,而是“中国的银行是国有银行,政府不会让它们破产”。

  虽然建设银行筹集到622亿港元资金,但是建行股票挂牌交易后,市场反映平平。尽管在主导中国金融改革的中国银行业高管看来,只要建行实现上市,就意味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建行这支股票因其筹资额巨大,被称为Large cap.(large capitalization),小小的香港股市在短期内不可能再为中国其他银行筹集到如此巨额资金。于是,开放中国大陆金融业,吸引外资就成了惟一可行的选择。

  世界银行业各大系,如亚洲系、欧洲系及美洲系都已纷纷布局中国,煞是热闹。而这些外资银行投资主要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持有相对控股比例,控制董事会,如新桥投资深圳发 展银行。第二类,入主银行的董事会谋求发言权,如 2001年12月汇丰银行以6260万美元购入上海银行8%的股权,成为仅次于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第二大股东。第三类,深度介入并控制银行某项业务,如花旗银行入股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双方达成结为“具有排他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协议。

  但总的来看,外资银行布局者多,真正投资的还不是很多。根据

银监会公布的最新数字,到目前为止,总共有18家境外金融机构入股了16家中资银行,投资总额近130亿美元──还未达到中国建设银行预拟在华尔街的圈钱金额180亿美元。

  就在中国银行业高管们忙于回应国内批评其“贱卖”银行并导致金融主权旁落时,国外“战略投资者”的后花园里却开始起火:苏格兰皇家银行的股东们在得知该行与中国银行达成入股协议后,连声抱怨,说银行投入这么多资本,换取一家有风险的国有银行的股权,“买贵了”!

  而中国金融系统硕大的无底洞,到底需要多少金钱才能填满呢?一直在中国寻找投资机会的荷兰银行对此有个估计。该行负责企业银行以及全球金融机构的副董事长岑永贤曾表示,荷兰银行注意到近期中国有数家银行正积极筹备上市,但如果所有中国的银行想达到8%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及80%的不良贷款准备水平,中国银行体系需额外注入2200亿美元的资本。

  而外国银行至今还只向中国的各银行投资130亿,也就是说,中国只有再引进十几倍于目前的资金,才能将这个摊子收拾好。这就导出了一个问题:会有那么多的外资银行垂青中国的国有银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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