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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李利明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非业内人士鼓吹国有银行“贱卖论”的影响，中行和工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工作陷入停滞状态：2005年10月中旬，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欲以31亿美元购买中行10%的股份在汇金公司受阻后，淡马锡参股问题如何解决尚未明确；去年8月30日，工行引进高盛、安联和运通组成的财团作为战略投资者的备忘录已经签署，但最终的入股协议迟迟不
见签署，知情人士说最快也要到春节之后。与此同时，要求中行和工行向战略投资者加价的呼声也不断出现。可以看出，国有银行对外资开放的步伐在过去几个月明显放慢。
就在很多人围绕着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出价高低而展开激烈争论的时候，已经忘却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初衷是为了引进技术和经验，因此把战略投资者的出价多少视为惟一的标准。其实，从国家对国有银行的注资看，目前国有银行最缺的并不是钱，而是希望通过外资的进入和上市真正把国有银行改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银行。如果在这时因为这个问题的争论导致国有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和海外上市的延缓，一方面错过了海外上市的良机，一方面减少了国有银行消化先进技术和经验的时间，从而影响国有银行应对外资银行挑战的准备程度，就真是因小失大了。
在过去几个月，交行和建行的股票开始“疯涨”。2005年6月23日，交行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发行价格是2.5港币，上市当天股票价格就上涨了13%，到2006年1月12日，交行股票价格已经涨到4港币，比发行价格上涨了60%，市净率(股票价格与每股净资产的比率)已经达到2.6；2005年10月27日，建行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发行价格是2.35港币，到了2006年1月12日，建行股票价格已经上涨到2.90港币，涨幅达23%，市净率达到了2.41。如今，交行和建行的市净率已经远远高于美国银行、汇丰银行等国际大银行的市净率，也高于国内A股上市的5家股份制银行的市净率。
这是因为交行和建行的各项指标都高于这些国际大银行吗？绝非如此，中国银行业决策者和国有银行负责人都很清醒地认识到，国有银行与国际大银行在盈利能力、管理水平等方面的差距很大。交行和建行的股票之所以被境外投资者看好，其中包含着境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看好，也包含着一定投资狂热的泡沫成分。应该说，在境外投资者的这种投资热情下，当前正是国有银行海外上市的良好时机。如果赶上全球股票市场不景气或者中国概念不再那么流行，或者投资泡沫破灭，国有银行海外上市很难卖到交行和建行这么好的价格，而这个良机很可能稍纵即逝。中行由于淡马锡一事已经影响了海外上市的进程，如果因为这些呼声和争论而错过了上市的良机，从而影响了IPO价格，那就使国有银行股权真正有被贱卖之嫌了。
很多人在呼吁国有银行股权转让价格应该提高时，忘记了国有银行股改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真正意义——这是中国银行业应对外资银行全面进入、应对金融全球化的无奈之举；要想避免金融危机、要想具备国际竞争力，这是惟一出路。今年是中国入世过渡期的最后一年，到了12月11日，中国银行业将全面对外资银行开放，届时以国有银行为代表的中资银行将在产品、客户和地域等各个层面直面外资银行的挑战。国有银行改革的进展程度如何，将直接影响到应对外资银行挑战的能力，而国有银行改革的进展程度，又与境外战略投资者所带来的技术援助以及这些技术援助带给国有银行的变化直接相关。
从建行的身上我们已经看到，美国银行派出的50名专家从去年9月28日开始启动技术援助项目，100多天来已经给建行带来了众多变化：建行的电子银行部、计划财务部、信息技术管理部等相关部门将会在产品开发和流程设计方面作出改进；建行已率先在网上银行和客服中心设计等方面启动了流程设计的优化工作。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技术援助的深入进行，建行在风险管理、内控机制和产品开发上面都会有很大的进步，从而缩小与外资银行的差距，能够更从容应对外资银行的冲击与挑战，这正是中国银行业改革与开放的初衷。
工行由于迟迟不能与战略投资者签订协议，战略投资者不能进入工行，从而他们的一些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产品开发方面的技术和经验不能尽快提供给工行，而这些技术经验正为工行所急需。从某种程度上讲，战略投资者参股的时间拖得越久就越不利，因为引进技术和经验并消化需要时间，而距离入世过渡期结束已不到一年，留给工行的时间并不多。
显然，国有银行开放的速度不但不应该放慢乃至停滞不前，还应该把握时机加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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