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丰入股让上海银行得到的比失去的要多

　　本报记者　侯保平

　　●2001年外资参股已高达18%

　　●3年股价升水20%

　　●汇丰入股让上银得到的比失去的多

　　2005年12月16日，上海银行获批设立宁波支行，在国内城市商业银行中，这是第一家获准跨区域经营的此类银行。对此，国内媒体纷纷予以报道，“第一”、“创新”和“超前”成了媒体出现最多的对上海银行的誉美之词。然而，今年我国银行业在改革突破口问题上面对的，却更多的是质疑和攻讦。由外国战略投资者参股国有商业银行所引发的“贱卖论”，便是其中的代表性言论。

　　第一个吃螃蟹的商业银行

　　誉美和攻讦，反差如此之大，许多人是始料不及的。但人们或许忘了一件事，那便是，最早跨出外资入股国内银行第一步的国内“个案性”银行中，恰恰便包括如今被誉美之声包围的上海银行。1999年之前，只有光大银行低调“吃进”亚洲开发银行2.7%的参股。

　　1999年9月9日，成立之初，上海银行便引入了国际金融公司（IFC）这样的“外资”，参股了5%，每股2.12元人民币，成了国内第一家吃“螃蟹”的商业银行。2001年12月29日，它又与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在浦东签订了参股投资该行8％的协议，香港的上海商业银行也同时参股了上行3%，价格均为2.49元人民币。通过此次引资，“汇丰”，这个中国人熟悉的著名外资银行，首次冲击到了国人敏感的金融神经。而至此，上海银行的外资金融机构投资参股占比其实已达到了18％之多。

　　这是上海银行创造的众多“之最”中另一个“之最”。但其时，并没人“枪打出头鸟”，更没人怀疑它被“贱卖”。为什么呢？难道仅仅因为它规模“小”，还处于国内银行业的“第三梯队”么？抑或，是因为上海银行的引资缺乏“普适”意义？答案是否定的。

　　事实上，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相比，上海银行肯定显“小”，但是凭着上海作为我国老牌工业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区域优势，上海银行的名头却是厚重和“大气”的。在国内113家“城商行”中能脱颖而出，彰显的便是由99家城市信用合作社“改编”而成的上海银行“商圈文化”底蕴的厚重。而“大气”，则来自于其高层在创业时改造其99家城信社分散格局时的有条不紊、大刀阔斧，以及引进战略投资者的魄力。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上海银行便是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而且是第一家尝试引进外资的城市商业银行。其时，一位央行官员曾表示，上海银行此举“拓宽了中国银行业引进外资的新渠道，其意义十分深远”。可见，从那时起，上海银行的尝试在高层看来便有了“试点”的意味。

　　然而，由于上海银行的区域特点，也由于为人瞩目的大银行并未启动股份制改革，这“十分深远”的意义在当时并未得到舆论的响应。

　　更重要的是，在国人心目中，像上海银行这样由“烂账”缠身的城信社“改编”而来的银行能得到著名外资银行的战略性青睐，便是对其内在价值的极大提升。而前后相隔3年间，从2.12元到2.49元近20%的每股价格的提升，也让人感受到了上海银行组建后短时间内的极大升值。在当时，这甚至是一项不小的政绩。

　　引入外智才是目的引进外资的同时更要引入“外智”，是上海银行高层倡导引资出发点，这也减少了人们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心。人们当时津津乐道的是，汇丰为上海银行提供了多少技术支持，上海银行还由此获得了汇丰允许其发行带有HSBC标志的

信用卡等等“好处”。

　　在上海银行高层看来，汇丰的入股给上海银行带来的不仅是实在的20亿元的注资，更是技术支持、品牌提升等难得的无形资产。对上海银行而言，这就足够了。所以时至今日，外界盛传汇丰银行投资交通银行是“移情别恋”时，其董事长傅建华依然认为，汇丰并未因此冷落上海银行。而外界也普遍认为，通观上海银行引入外资以来的管理水平、业绩报表和盈利能力的提升等指标，上海银行得到的，要比失去得多得多。

　　其实，上海银行卖出股权之所以没有引发质疑，有三个理由或许至关重要，那便是，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大讨论那时并未在

中国经济舞台上演，普通民众对经济改革中由于监管缺陷、寻租腐败、路径抉择所带来的普遍不安情绪还没有集中爆发，而银行改革在当时也的确还没有触及民众最为依赖的代表政府信用的“最后堡垒”。而其后的2003年，在朗咸平“单挑”国内“主流经济学家”，打开“国有资产流失”这个“潘多拉盒子”之后，舆论在论战双方的“教诲”启迪下思考了许多，不安情绪随之上升，对公平的期待随之提高，这才引发了全国范围内以普通民众和“非主流经济学家”合力推动的“主流反思”。

　　而在这时，中央鼎力支持下的“审计风暴”横空出世，又给了“主流反思”充分的反思依据。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公平的旗帜开始和效率“结伴”飘扬。而在此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20年不变，虽然没有牺牲公平的官方表态，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平让位于效率”的社会后果。

　　巧合的是，也正是这一席卷国内经济领域巨潮的“起承转合”的过程中，关系国计民生的银行改革走过了“上海银行阶段”，步入了“深水区”。2005年，伴随着国内轰轰烈烈的

股权分置改革，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的股改及上市步伐也骤然提速，而在股改路径上市地点的选择上，都出现了截然对立的辩驳声。

　　牢固掌握主动权相比之下，上海银行的引资改革却是从容不迫的，以至于时过6年，董事长傅建华依然有“资本”向媒体说，我们的战略规划主要需要自己来执行，不能太多地依赖战略投资者。

　　为什么？就是因为上海银行最大程度地“利用”了时间，“利用”了外资，却没有丧失主动权。反观今年的银行改革，人们发现，银行而非股东主导的引资谈判不仅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问题，而且，只允许外资参股却排斥国内股东介入的“市场化改革”也完全背弃了市场化初衷，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业内甚至出现了自己“卖货”却说自己的“货”质量不佳的“自残”怪论。而这种自诩了解中国银行业“实情”的“精英”们的“自残”言论，无疑会引发“听众”的另一种质疑。那便是，是谁，把中国的银行、百姓的存款糟踏至此？又是谁，把中国银行推到了这种“仓促”应对WTO的尴尬境地？

　　当然，作为一只年龄不大、尚显稚嫩的“雏鹰”，作为一家处于“第三梯队”的“城商行”而言，上海银行的成长壮大是需要克服众多发展瓶颈的，因为“定位”、“整合”、“二次革命”等等，始终是“唐双宁早餐”上的敏感话题。但是，我们看到，从引入汇丰到宁波首设分行，在一次次“创新”面前，在一次次突破之后，它的足迹却一直从容。一切，似乎都显得成竹在胸；一切，似乎都属于“水到渠成”。

　　“银行贱卖论”可怕么？有一点。但处理得当，它并非不能被化解，也一定可以产生积极作用。上海银行引进外资后“一帆风顺”的成长历程便是这样一面镜子，值得我们反复比对，加以借鉴，以求在更关键的问题上保持决策的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