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商行出路何在

　　本报评论员 李利明

　　就在国有大银行忙着股改的同时，地方小银行正在忙着合并——城市商业银行以省为单位合并组建成区域性银行已成趋势：安徽省的六家城商行准备合并组建成一家安徽省级股份制银行——徽商银行；江苏省除了南京市商业银行之外的几家城商行准备合并组建成江苏省级股份制银行——江苏银行；广东等地也有类似的构想。

　　在这股地方小银行的合并潮中，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其一，这些小银行合并的主要理由是为了“做大做强”；其二，合并背后都有省政府的积极支持和参与。

　　这些准备合并的城商行，大多资产规模较小，资产质量一般，有的还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其发展缓慢的原因，被部分地归结于不能跨区经营。因此，在北京银行和上海银行这样规模较大、资产质量较好的城商行开始酝酿跨区经营的时候，这些规模小的城商行希望通过合并组建成规模较大的区域性银行，从而实现跨区经营。

　　但是，对于资产质量较差、规模较小的城商行来说，合并是它们的生存之道吗？把一些小舢板绑在一起是不是就成了

航空母舰？——并不尽然。

　　那么，诸多城商行的出路在哪里呢？我们认为，一方面是它们的历史包袱如何化解，另一方面是它们如何建立起良好的信贷文化，通过加强风险管理和内控机制来防范新的风险产生。

　　如果这些城商行在一个城市，面对自己熟悉的环境都不能经营好，跨区之后面对更为复杂、更不熟悉的环境，又如何能够经营好？面对城商行跨区经营的热情，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曾经泼冷水：中国缺少的不是全国规模的大银行，而是在某一城市和社区能够为当地企业和居民提供特色服务的中小银行。她认为，广大城商行并不应该把跨区经营视为出路，应该立足自身特点做好定位。

　　在城商行合并热潮中，最为热心的是省级政府——通过合并，各城市所属的城商行变成省属的股份制银行，对分散的城商行的控制权也由各市政府上收到省政府；省属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也成为了省委组织部任命的厅级干部，而原来城商行的董事长和行长是市委组织部任命的处级干部。在省政府的热心之下，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合并之后的省属银行成为省政府的小金库，从而导致更多的“类广发行”产生。

　　城商行的历史包袱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原来的城市信用社组建为城商行时留下的后遗症；另一方面是由于地方政府干预而导致的不良贷款。央行在2003年的一项调查发现，由于计划和行政干预、政策要求和地方干预形成的不良贷款占全部不良贷款的70%。显然，城商行合并为省属银行，将在还没有摆脱市政府干预的时候，又增添了省政府的干预。

　　1995年《商业银行法》生效之后，特别是1998年整顿金融秩序、化解金融风险之后，各国有银行都成为一级法人的商业银行，它们的分支机构不再和地方政府有隶属关系，并且贷款权限也在逐步上收，因此地方政府很难再通过行政性手段从国有银行的分支机构获得贷款，用以支持地方市政建设或者当地国有企业。由于没有自己直接控制的银行，省级政府财政出现困难，也很难通过向银行借款来渡过难关。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能够控制一家商业银行，对于省级政府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

　　但在农信社改革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一幕：本来的“一省一策”变为“全国一策”，几乎所有的省区都成立一个统一的省级农信联社，而省联社的理事长或者主任往往是由省政府的副秘书长来担任，从而省联社被省政府控制在手中。对于这种模式，央行行长助理易纲曾经向记者表示，不排除省联社成为省级政府小金库的可能。

　　现在，将市属的城商行合并成为省属股份制银行，正在上演与省联社惊人相似的一幕。省属银行无论股权结构如何，只要董事长和行长的任命权在省政府，就有可能成为省级政府的另一个小金库。

　　我们已经看到，广发行就是一个由于地方政府过度干预而导致巨额不良贷款的典型，而兴业银行在

福建的分支机构的不良贷款远远高于省外的分行，也与地方政府的干预有关。有这两者的前车之鉴，我们对于城商行的合并热深表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