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信社接力第二棒 唐双宁定调社区银行

　　本报记者孙铭 北京报道

　　历时两年，始于2003年6月的农信社改革——这套经过多年研究论证、多个部委全力支持、地方政府积极参与的改革方案——终于逐步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如何评价农信社的改革？用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的话说，“农信社改革这场接力赛已经跑出了成功的第一棒”。

　　接下来的第二棒将如何跑？这是拥有超过2万亿贷款的3万多家农信社所共同关注的问题。是在建设新农村的背景下，银监会对农信社改革提出了“建成符合现代金融企业要求的、有特色的社区性农村银行机构”的目标，这是对以前方案的继续还是扬弃？这套改革方案是否达到了政策设计者的初衷？对农信社的监管将坚持什么样的标准和理念？

　　带着一系列疑问，本报记者在第二届中国金融专家年会上专访了唐双宁。

　　东中西部区别对待

　　《21世纪》：当前对农信社改革的成绩有各种不同看法，对农信社的改革思路也有争论，你如何看待农信社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和下一步改革面临的问题？

　　唐双宁：我是去年年底开始分管农村合作金融监管工作的。农信社改革试点工作原由李伟同志分管并开了一个好头。李伟履职国资委(副主任)以后，去年年底银监会党委让我来分管此项工作。我对这项工作总的感觉是，农信社改革已成功跑出“第一棒”，也正是由于第一棒的成功，才使我接跑第二棒成为可能。但由于农信社基础差，底子薄，历史包袱沉重，管理体制特殊，情况十分复杂，所以如何跑好第二棒，我的压力很大。

　　我们有一个总体思路，即“两个充分，两个过渡”，就是要充分肯定改革取得的重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充分估计下一步工作的困难；用一年左右时间由贷款四级分类过渡到五级分类，用5-10年时间使农村信用社分期分批逐步过渡为现代金融企业，办成有特色的社区性农村银行机构。

　　《21世纪》：今年对于农信社的改革目标提法与过去有所不同，强调了“现代金融企业”和“社区银行”，中国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5-10年能否实现？如何具体操作？

　　唐双宁：对这个问题应当说是有不同看法的。东部地区，比如上海、深圳，说用不了5-10年，一两年就可以了；也有的贫困地区讲，别说10年，再加几年也够呛。这些都是事实。但是经过我们反复论证，就总体而言，经过努力，5-10年建成现代金融企业和社区银行是有可能的。

　　在具体工作推进上，我们要充分考虑各地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差别监管；坚持循序渐进、梯次推进、逐步达标。

　　具体来说，当前一是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措施，对东中西部实施分类指导。东部地区总体上重点按照商业化取向，加快组建银行类机构，加快向现代金融企业转变；中西部地区总体上创造条件推动农村合作金融向市场化、商业化方向发展，西部地区特别是贫困县要进一步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减轻农村合作金融经营压力，使合作金融机构本身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当然，这只是就总体取向而言，对具体情况在实际操作中一定要具体分析。

　　二是不同类型机构采取不同措施，分类指导。对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机构首先要加快向现代金融企业过渡，对农村的机构目前主要还是完善治理，加强管理。

　　三是对不同管理水平的机构采取不同的措施，分类指导。把各类机构划分为好中差三类，好的给政策、帮改制、促发展；中的保成果、打基础、上台阶；差的求支持、加力度、解风险。对多级法人的农信社和农村合作银行，对联社和基层社在监管中要针对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总体而言，联社要重点规范管理，基层社要重点规范经营。

　　《21世纪》：对农信社既要要求它服务“三农”，又要它坚持市场化经营，这两个目标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

　　唐双宁：农村合作金融的“根”在农村，脱离农村，离开农业，远离农民，农村合作金融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必须在农村找出路，也只有在农村才能找到出路。因此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改革要坚持服务“三农”的方向，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取向，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前，就总体而言，大部分机构经过努力是可以找到解决这个矛盾的平衡点的，当然也有少量机构特别是一些贫困地区的机构目前实行商业化经营还有一定困难，这个矛盾可以通过发挥政策性银行的作用来解决。

　　五级分类与央票兑付不直接挂钩

　　《21世纪》：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当前最迫切的工作是什么？

　　唐双宁：对农村合作金融而言，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就是对信贷资产进行五级分类，准确掌握信贷资产的真实风险状况，以便科学计提资产损失准备，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资本充足率达标规划。银监会提出“通过实施一二三工程，努力实现四五六目标”，这是为了易记而概括性的表述。“一二三工程”就是从大银行借调100人指导各省的五级分类，从农信社抽调2000人到大银行实习，培训3万名农信社职工；“四五六目标”就是对农信社四万亿资产通过五级分类的实践，提高六十万员工的业务水平。

　　《21世纪》：为什么要采取五级分类？目前农信社推行五级分类的条件和基础是否具备？

　　唐双宁：由于历史原因，农信社目前仍实行“一逾两呆”四级分类，造成家底不清、潜在风险突出、拨备严重不足、资本充足率低下，不仅限制了自身业务发展，而且削弱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实行贷款五级分类，可使农信社在摸清风险底数的基础上，主要监管指标逐步达标，从而不断加大支农力度，并进一步通过资产结构调整，促进农村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的有机组合。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外资银行都实行了贷款五级分类，农信社如继续实行四级分类，不仅谈不上与国际接轨，也大大落后于国内银行业主体，无法适应统一监管的要求。至于条件，五级分类的提出已经8年，其他银行2002年就已全面实行，农信社从2004年就开始进行试点，条件总体上还是具备的。

　　《21世纪》：五级分类是否会影响农信社改革的成绩？　　

　　唐双宁：五级分类可能会使农信社不良贷款上升，因此有人担心实行贷款五级分类会影响信用社的形象。但要看到，这些风险是过去几十年经营中积累起来的，是农村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它是一种客观存在，不揭示、不暴露，它仍然存在，而且会越聚越重。对此不能采取掩耳盗铃的办法。

　　还有人担心五级分类会影响农信社利润分配，因为如果不良资产增加，计提拨备的数量就会增加，短期内对利润分配就会产生一定影响。但是拨备增加，可以有效提高农信社抵御风险的能力和提高信贷投放能力，可以使农信社做实、做强、做大，对农信社的长远发展有好处，是真正的藏富于“社”。

　　《21世纪》：贷款五级分类肯定会使农信社的不良资产有所上升，现在有些改革试点的农信社将进入央行票据的兑付阶段，这是否会影响票据的兑付？

　　唐双宁：这是现实工作中人们最担心的问题。2006年全面推行以风险为基础的五级分类后，2007年仍实行五级分类为主、两种数据同时报送的“双轨运行”，因此从考核口径上不会影响票据兑付。在防范农信社风险问题上，银监会和其它有关部门的态度和目标都是一致的，都是希望农信社通过科学的风险分类真实揭示和反映风险，真正化解风险，并提高风险管理能力。票据兑付所涉及的不良贷款考核口径与2002年末的考核口径一致，采用“一逾两呆”四级分类数据，五级分类数据与票据兑付不直接挂钩。这个问题我同人民银行吴晓灵副行长、易纲行长助理都进行过充分的沟通，得到了他们的明确支持。

　　省联社可办成商业银行

　　《21世纪》：农信社改革模式不搞“一刀切”，但绝大多数省份都选择了省级联社的模式，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唐双宁：这种管理体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目前省联社的性质职能定位比较模糊，既是农村合作金融发起设立、受农村合作金融委托对其实施行业管理的联合体，又是受省级政府委托对农村合作金融实施管理、带有一定行政管理色彩的管理机构，同时还是一家可以经营部分资金业务、清算业务的独立的管理服务型金融法人，三种职能集于一身。

　　这种特殊身份，客观上使得省联社既是市场的参与者，又是管理者，既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自下而上入股组成的联合组织，又自上而下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进行管理。现实运行中反映比较多的是，相当多的省联社在管理架构上，不是按照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的客观规律和要求去组织运作，而是较多采用行政手段进行管理，对基层社人事安排和日常事务干预的情况比较普遍。对目前这种管理模式，总的原则是承认现状、因地制宜、逐步理顺。

　　《21世纪》：省联社下一步如何进行改革？

　　唐双宁：我认为，根据目前的现状，省联社视不同情况和条件，可以按照股份制原则办成商业银行，也可以是区域性清算中心、业务后处理中心或者咨询服务公司等。这种情况运行一段时间后再逐步规范。当前主要是强化省级联社公司治理建设，加大入股行在治理结构中的发言权，切实体现入股者的权益。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既要有其“形”，更要有其“神”。首先要在组织架构上完善公司治理，核心的一条是理事长与主任要分设，形成相互制约的机制；要合理界定理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班子的权利责任，加强对理事、监事和高管人员的不间断培训，提高治理的有效性，防止“一长独大”；要规范省联社的履职行为，防止省联社对基层社的过度干预；要加大信息披露的力度，提高透明度，有选择地开展引进境内外战略投资者的试点工作。同时，银监会也将逐步加大属地监管的力度，将原由银监会直接行使的对省联社和农商行、农合行的部分监管权力下放给银监局，上下联动、合力监管。

　　《21世纪》：现在对农信社的监管标准低于商业银行，银监会会否考虑统一监管标准？

　　唐双宁：过去，由于农村合作金融基础差，包袱重，一些主要监管指标采取了特殊的办法。继续深化农信社的改革和进一步加强监管，应当坚持统一标准，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监管标准与商业银行的监管标准一致起来。

　　·记者手记·

　　狂草书家印象

　　以前经常有金融界的朋友打电话给唐双宁，说有一个书法家也叫唐双宁；也经常有书法界的朋友打电话给唐双宁，说有一个金融家也叫唐双宁。细究之下，原来此唐双宁就是彼唐双宁。他正是这样一个把金融和书法结合在一起的人物。在他的狂草中，可见古人张旭、怀素之风。

　　唐双宁对诗词

散文亦颇有造诣。在他看来，金融和艺术本来是相通的：金融是利用利率、准备金、公开市场等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书法是在尺幅之间利用激情对汉字进行宏观调控；诗词散文是在

人生感悟的基础上对语言进行宏观调控……

　　鲜为人知的另一个典故是，当今最流行的“忽悠”一词，其“始作俑者”竟是唐双宁。说起此事还有一段插曲：前不久，针对唐双宁在新华网的在线访谈内容，记者在网上发文“唐双宁忽悠谁”，就若干观点提出疑问。在中国金融网举办的第二届中国金融专家年会上，记者和唐双宁不期而遇，唐对此一笑置之并送记者三句话。一是笑问记者“忽悠”一词出处，记者徨徨不知。唐双宁讲，据他掌握，这个词最早还是他1986年在辽宁工作时与有关人员闲谈时言及，应该是“始作俑者”。二是引用狄德罗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愿意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最后，唐双宁还借用了孔子的一句话，“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