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发行变脸 巨额不良资产缠身受到意外热捧

　　历时一年，广发行重组终于接近尾声。

　　1月5日，花旗集团开始了与广发行在技术性领域的排他性谈判。一周前，花旗集团、平安保险与法国兴业银行为首的三家财团分别以241亿元、226亿元与235亿元报价竞逐广东发展银行85%股权。以花旗银行为首的财团获得第一谈判权。媒体引述广发行内部人士的说法称，“除非排他性谈判出人意料地失败，或者国务院不同意该项交易，否则其他竞标者将不 会再有收购机会。”

　　尽管有“单个外资股东入股中资银行不超过20%股权、多个外资银行合计不超过25%，否则该中资银行将被视为外资金融机构管理”的监管原则在先，但舆论普遍认为后者——国务院不同意该项交易——的可能性极小。在广发行重组上，有关方面将首度破例，网开一面。至于“排他性谈判失败”这一可能，对志在必得的花旗集团和一心冀望重组后“脱胎换骨”的广发行来说，可能性并不大。

　　对这种判断，广发行总行办公室发言人艾丽群相当谨慎，她对记者表示：“目前有关方案还没有得到最后批准，我们不能表明任何态度。”

　　为什么重组广发行

　　成立于1988年的广发行，在中国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可谓深得地利之便。广发行所处的广东省，是中国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的地区之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多年来广东省的经济总量稳居全国各省份之首。但是，这种地利之便并没有在广发行身上充分体现，受制于体制之限，广发行步履蹒跚，最近两年，更是深陷不良资产的泥沼。

　　在体制设计上，在现代企业制度框架下设立的这家股份制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管理机制却呈现出高度行政化的状态。

　　过度行政化的后果是，一方面总行对各分行控制力微弱；另一方面各地分支行与当地行政部门共同构成非市场化的投融资体系。

　　在广东各地市财政局长担任相应地市分行行长期间，进行了大量政府项目贷款以及“批条子”贷款，在某些地方，广发行甚至一度充当起“二财政”的角色。

　　据有关人士介绍，1988年之后的10年间，在广发行累积发放的2000亿元贷款中，有90%是用于支持地方经济建设的政策性贷款。在这种非商业化的运行体制下，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广发行的坏账已近百亿规模。

　　正如《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广发行)在省-市资源配置中所体现的问题，恰恰等同于某些大型国有银行长期面临的中央-地方金融资源配置问题。”

　　之前在粤海重组中付出了240多亿代价的广东省也逐渐意识到了这种运作体制的弊端，开始谋求对广发行进行市场化重组。

　　2002年，曾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担任要职的张光华被任命为广发行行长。2002年底的数据显示，张光华接手广发行时的广发行情况并不乐观：广发行在五级分类口径下不良贷款近357亿元，不良贷款率达到28.23%。与两年前接任董事长的李若虹一起，张光华对广发行开始了大刀阔斧，同时也是小心翼翼的改造。

　　改造的第一步是统一管理，张光华强调，建立高效银行的关键是“打造强势总行”。做到统一政策、统一制度、统一文化——如果说过去在多级法人制下的广发行内部关系近乎各自为政的“一盘散沙”的话，那么张首先希望恢复银行总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管理功能。

　　一年后，即2003年，不良贷率下降为18.53%，尽管成绩不错，但是主要是依靠“做大分母”——当年贷款规模增长了52.4%，而不良贷款余额仍然保持不变。更重要的是，各分支行与当地政府多年形成的利益关系很难被真正切断。

　　在这种情况下，广发行的债务重组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选择。

　　选择市场化重组

　　尽管各方对重组广发行早已达成共识，但是重组广发行的过程并不顺利，其间堪称一波数折。最大的拦路虎是不良资产如何处置。

　　在国有

银行改革方案中，有关方面的基本操作思路是，先注资、剥离不良资产，在财务指标改善后再引进外资。广发行重组之始，各方也普遍冀望能够由政府——央行或广东省政府或央行与广东省政府一起——来为不良资产埋单。

　　据记者了解，广发行重组确实一度也提出由央行与广东省政府共同注资的方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方案并未施行。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方面与央行在地方性银行重组的角色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地方政府——广东省——谋求开放金融体制的目标与过往重组其他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经验有关。最终，广发行重组采用了我们目前看到的更为市场化的方式：由外资先行报价，与此同时，与以往中国的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重组迥异的是，持股比例、控股权、管理权都向竞标财团敞开，由外资自行提出入股金额和“门票费”。

　　有意思的是，巨额不良资产缠身的广发行受到投资方的意外热捧。在2005年年末最后一轮竞标开标之前，已经展开了5轮竞标。国际投资者包括星展银行(原新加坡发展银行)、花旗集团与法国兴业银行先后加入对广发行的追逐之中，国内投资者则有中粮集团、中石化等等。平安集团更是角逐广发行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其竞标伙伴荷兰银行退出之后，仍然坚持竞标。这种局面的出现让人始料未及。

　　2005年12月中旬，在“保障条款问题”获得突破，即有关方面承诺未来对可能进一步暴露出的更多不良贷款给予适当补偿后，对广发行的竞逐达到白热化。

　　到12月28日，最后一轮竞标开标之后，这场角逐广发行的大战剩下最后三名竞争者：以花旗集团、平安保险与法国兴业银行为首的三家财团。

　　三家财团代表着广发行未来可能的三种不同走向：倘若以花旗集团为代表的财团最终胜出，那么广发行将发展为外资控股下的全国性银行，花旗集团也正是以更高的收购溢价和未来的业务合作以及品牌价值吸引被重组方；倘若平安集团胜出，那么已经日益具备金融控股集团雏形的平安保险，将把广发行打造成其在银行业的一支尖兵；若是法国兴业银行和华闻财团胜出，由于二者最后一刻引入中石油这样的企业客户，将使广发行成为一支中外资联合控股的银行，对监管层来说这一方案也有着相当的吸引力。

　　一位银行界人士向记者表示，三个财团的方案设计以及投资者组合反映了竞标财团对国内资本市场行情与政策把握的精准，而它们谁将最终胜出，除了出价高低之外，实际上也反映了监管层对银行业改革路径选择的新思路。

　　花旗主导下的未来广发行？

　　尽管重组的最终结果尚存变数，但是各方普遍认为以花旗集团为首的财团会是最后的胜出者。而花旗入主广发行的“突破效应”也远大于其他重组方案。

　　作为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花旗集团在这轮中国银行业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的浪潮中，并未获得期望中的收获，尤其是错失参股中国建设银行的机会，更是令其难以释怀，因此，入主广发行就成为其志在必得的目标。

　　在最新一轮的竞标方案中，深悉中方“政策底线”的花旗集团对方案作了重大调整，在与中资财务投资者共同组成的财团中，花旗占40%-45%的股份。分析人士认为，这样既能符合

银监会有关财团相对控股的要求，又使花旗能够达到实质性的控股目的。

　　“如果花旗集团控股广发行，相信必然会在管理上带来重大变化。”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伍永刚说道。

　　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伍永刚强调，花旗能否对广发行进行实质性的改造，“关键在于持股比例。”伍永刚表示，如果花旗在广发行重组后的持股比例能够达到40%-50%的话，就能够突破此前类似合作的“瓶颈”，为广发行带来全新的发展模式。

　　就在此前的1月4日，花旗在国内的另一家参股银行浦发银行发布公告，宣布公司第四大股东上海国际集团将收购另外六家国有股东的全部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上海国际集团的持股比例至少将达到28.46%，大大高于花旗可能增持浦发到19.9%的比例。

　　尽管花旗和浦发行有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示对此事“不予置评”，但多位业内研究人士表示，花旗与浦发行在合作方面除

银行卡业务外，未能进行更深层次的合作，与其持股比例的限制有很大关系。

　　而在花旗入主广发行后可能带来的变化方面，伍永刚认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变；二是风险管理的完善；三是金融创新产品的开发与销售。“在这些方面，新桥入主深发展后的变化可以作为借鉴。”

　　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深发展新任外籍行长韦杰夫曾坦言，他到任后最深的感触便是深发展仿佛不是一家银行，而是18家不同的银行。而他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也与张光华相仿，那就是建立标准化的统一管理机制。

　　短短一年时间里，深发展18位分行行长轮换了10位，辞退了2位。与此同时，各分行的信贷和财务审批权也被收归总行直接派出的“财务执行官”和“信贷执行官”。

　　但在相对控股股东支持下的管理层所推进的这一大刀阔斧的激进改革，也同样遭遇到了相当的阻力与反弹。一方面是包括原中方董事和财务总监在内的高管纷纷辞职；另一方面则是其他股东代表对新桥“独断专行”的抱怨。

　　一位银行业研究人士向记者指出，相比新桥，花旗的优势可能在于，作为全球领先的银行业集团，花旗自身有大量的金融人才，不需要像新桥那样大量举聘外部职业经理人。

　　“从某种意义而言，新桥投资只是一个‘银行修理工’的角色，花旗则希望成为真正的所有者。二者目标的不同也会带来不同的路径选择以及呈现出不同的结果。”该人士表示?

　　本报记者 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