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湖北银监局局长李怀珍谈民间融资问题

　　记者 胡利民

    从采访一开始，李怀珍就反复声明，如下的探讨“全系个人观点，不代表供职单位意见。”李怀珍是湖北银监局局长，我们谈论的主题是眼下广受关注的民间融资问题。何为民间融资？李怀珍是这样定义的：“一般来讲，民间融资是指县域以下游离于正规金融机构以外的，由资金需求主体和资金供给主体按照市场机制以一定形式的契约约定 金额、期限和利率的资金融通行为。”李怀珍说他接下来要陈述的所有有关民间融资的观点均限定在这个“李氏界定”的框框内。

　　据介绍，湖北银监局最近组织人员深入湖北工商业发达的仙桃市、粮棉加工业繁荣的天门市、居民储蓄存款居湖北省县级市首位的潜江市三地，就民间融资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这也是我们这次访谈的缘起。李怀珍直言记者，民间融资旺盛的生命力是这次调查给他最强烈的感觉———

　　何以经久不衰且生命力旺盛？

　　上述三地民间融资由来已久。从调查的情况看，天门、潜江、仙桃三地金融发展呈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形成了民间融资与正规金融并存的格局，局部地区呈现出二元倒置的特点，即民间融资逐步成为县域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资金支持的主体。根据有关数据测算，2005年9月末，三地民间融资规模在45亿元以上，占三地金融机构贷款余额103亿元的44%以上。其中,天门市民间融资的额度达到同期正规金融机构新增贷款的3.74倍,潜江市则高达4.6倍，成为该市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主体；从量上测算，发展速度很快，2002年，天门市的民间融资额是当地正规金融机构新增贷款的1.67倍,2003年达2.83倍,2004年达3.74倍。

　　李怀珍这样分析原因：由于近几年来银行业实行集约化经营，风险控制意识明显增强，加之有的撤销县域机构，有的上收和集中信贷审批权限，民营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资信条件很难满足正规金融机构的授信要求而无法获得融资支持，县域经济金融发展失衡的问题十分严重。而民间融资及时对正规金融顾及不到之处进行了补位，大大地缓解了县域和民营经济快速发展中资金供需的矛盾。从此次调查的情况看，95%的民间融资利率在5%至12%之间，略高于银行和农信社贷款利率，在人们可以承受的限度以内。

　　那么民间融资何以香火不断，历经磨砺反而越来越旺？李怀珍的解释是因为它遵循的是市场规则———

　　“看不见的手”在悄悄起作用

　　市场规律最简单的定理就是有买有卖，有行有市。县域民间融资活跃的根本就在于市场的供求长期保持一种自发的调节过程和均衡态势。特别是近年来，居民储蓄存款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居民闲置资金增多，在股市低迷、

存款利率连续调低、储蓄存款加征20%利息税的情况下，民间融资便有了较为充裕的资金来源。而正规金融机构的授信管理、风险控制的市场化程度和水平相对太低，无法满足民间的灵活性、多样性和快节奏的需求，这客观上为民间融资的生存和发展腾出了理想的空间。

　　有了空间，有了温度、湿度皆宜的土壤，民间融资自然就一茬又一茬开花结果了。李怀珍如此表述民间融资的几大“先天优势”：一是主体明确，权责一体。民间融资的主体都是自然人，是非常明确的个人之间的借贷关系，被调查的融资关系人都认为用自己的钱和用银行的钱、借私人的钱和借银行的钱感觉完全不一样；二是信息对称，了解充分。经济规律告诉我们，没有对称的信息，就没有完整的市场。由于借贷双方或中介人一般生活在县域范围，贷款人对借款人的身份、资信、品格、收入状况、还款能力以及借款所从事的项目都了如指掌，避免和减少了交易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的纠纷和风险；三是讲求效率,程序简明。调查表明，直接的民间融资程序简单，一张借条甚至君子协定便能“搞定”，钱来得快，用得快，转得快，见效快；四是诚实守信，到期履约。这也是李怀珍最为感慨的：民间融资经久不衰，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诚信原则贯穿始终。对三地222户(位)企业和个人的调查显示，近期发生民间融资行为的有203户，共465笔，到期未偿还的仅3笔，而且这3笔双方均已达成协议同意展期，到期偿还率高达99.21%。

　　其实民间借贷古已有之，是最早出现的信用形态之一。古籍中关于民间借贷有不少记载。公元前300年，孟尝君放债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他在自己封邑“薛”放债取息，作为奉养3000宾客的财源之一。《管子》有一篇“问”，可以说是一份战国时期的国情调查提纲。其中有三问也涉及到借贷：“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贫士之受责(债)于大夫者几何人”、“问人之贷粟米，有别券者几何家”。从中可以看到，把借债、放债作为国情调查的内容，这说明没有官方介入的债务关系在当时经济生活中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因此李怀珍认为，民间融资之所以延续至今，没有引发金融风险和社会问题，其基本经验就是，老百姓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在不违法的前提下，用好用活自己的钱，用出效益，天经地义。政府不管不干预，实属明智之举———

　　“无为而治”是上策

　　当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由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对民间融资进行规范、引导甚至管理，李怀珍称这样的观点值得商榷和研究。民间融资是融入了亲情、民情和中国

传统文化的乡土信用和“草根金融”，是民间按照市场机制调节资金余缺的经济活动。政府的管理与市场机制的运作相差太远，“看得见的手”不能强行替代“看不见的手”。政府曾经对类似民间融资性质的活动进行过管理，但教训有些惨烈，农村合作基金会就是前车之鉴。因此，对民间融资应实行“无为而治”，任其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自生自长。

　　当然，李怀珍也认为，民间融资不同于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行为。民间融资的资金供给方是直接让渡自身积累资金的使用权给借款方，而非法融资是吸收公众的钱进行再投资，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在允许和放手支持民间融资发展的同时，应打击乱办金融机构和吸收公众存款的非法金融活动，取缔为洗钱、逃汇、赌博、贩毒、吸毒等提供支持的地下钱庄，惩治涉足高利贷的黑恶势力，为发挥好民间融资的积极作用创造环境和条件。

　　“高效低险信用好的民间融资，对于正规金融机构来说，无疑是一针很好的清醒剂”。李怀珍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面对如此红火的民间融资市场，面对民间“金融家”成功的融资经验，我们正规金融机构需要研究和学习些什么———

　　金融机构不能冷漠相向

　　农村资金需求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县域以下融资市场的前景将更加诱人。而调查的情况是，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资金在县域和农村的占比只有30%左右,与县域和农村经济占整个经济65%的比重极不匹配。关键是如何转变观念、调整思路、调整政策和体制、调整工作重心的问题，也是文化渗透、优势互补和制度创新问题。

　　李怀珍试着给正规金融机构开出了如下“药方”。一是要在责权利统一、完善公司治理和改善经营机制这个根本上下工夫。民间融资的市场优势突出，就是突出在责权利高度统一，用自己的钱，行使自己的权力，自负其责，自担风险，这是与正规金融机构最大的区别。二是改革要体现在高效率上。观察民间融资发生、发展的改革进程，无不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以效率为生命。三是着力缩小文化渗透力的差距。民间融资体现了市场规则和传统文化的结合，讲信用、守规矩、惜声誉，顾情面，说到底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力。而正规金融机构与民间融资文化渗透力的差距目前看来实在太大，加强培育确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