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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姜欣欣报道 在11月12日于北京开幕的全国地方金融第九次论坛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指出，引进战略投资者是地方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核心问题之一，对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有争议性的问题要予以足够的重视。
引进战略投资者，国内银行是不是“贱卖”了？成思危首先针对这一热点问题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这个说法存在片面性，我们需要仔细分析国内银行的情况。应该说，
目前的银行改革已经有不小的进步，但是一些制度性的弱点还是存在的，比如说不良资产比较高，特别是原来政府干预下造成的贷款和国有企业拖欠的贷款遗留下来的问题等。在这种情况下，谈判是非常艰巨的。谈判需要坚持达到双赢的结果，但是不可否认，谈判过程中也需要双方有一个折衷，因为这些制度性原因造成的问题必须考虑进去。还有人认为在引进外国投资者的定价过程中，国内银行的机构网点等方面的价值没有计算进去，关于这一点我们要看到，战略投资者的品牌也没有计算进去，事实上尽管我们有网点多的优势，但是我们在服务和品牌的竞争力方面还有差距。
成思危指出，有人认为战略投资者低价“贱买”，待银行上市后却可获得厚利，这一说法也有失偏颇。引进战略投资者是在银行上市之前，因此不应该按上市之后的价格来衡量。而且从现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银行情况来看，整体上净资产是有所增值的。事实上，引进战略投资者特别是有品牌效应的投资者之后，银行上市的效益会有所提高，效果是明显的。
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会不会影响国家的金融安全？对于近期另一讨论较多的问题，成思危给出了自己的分析。第一，国家金融安全是一个宏观的概念，主要是指国家的战略、国家的整个经济运行等方面。银行对国家金融安全的影响是微观对宏观的作用，不要把一个银行的金融风险看成是国家的金融安全问题，这个问题是有联系，但是层次不同。
第二，银行的金融安全取决于银行金融风险的程度。国内的商业银行，不仅有历史遗留下来的资本充足率低、不良资产率高等问题，还有现在突出的操作风险的问题。银行风险的降低要靠加强银行的公司治理制度，加强银行的内部管理来解决，而这正是我们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的目的。我们引进战略投资者，把银行做好、做强，这样更有利于加强金融安全的微观基础。从这一点上，我们应该看到，国外的战略投资者和我们目标是一致的，战略投资者加入当然也是为了把银行做好、做强。所以影响国家金融安全这样的提法，我认为可能不妥。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不能不提高警惕，比如说有些该保密的要保密，该限制的要限制，但是不能因为这样，银行金融业就不改革开放了。金融业的开放和金融业的自由不能相提并论。我们主张金融开放，但是我们对金融自由化是要非常注意的。只有管得住，才能放得开；管不住就放开，非出问题不可。所以我们不要把金融业的开放，适度的引进战略投资者和实行经营自由化混为一谈。我们要在管得住的前提下，提高我们自己的管理能力，提高我们银行的金融质量，进而逐步放开。
关于战略投资者选择对象及入股比例的问题，成思危针对城市商业银行的特殊性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城市商业银行选择战略投资者，不仅要考虑国外投资者，国内投资者也是可以考虑的，比如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甚至是商业银行之间的联合都可以尝试；为了达到改善公司治理的主要目的，城市商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股份比例可以研究适当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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