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3日，中国改革高层论坛进入第二天，当日的第一个议题就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这一天的会议因为一个人而比原计划提前了45分钟，但是与会者都对此表示理解。因为，这个人对中国的金融界是如此之重要，而他要求提前作报告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他随后还要向国家领导人报告工作，他就是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果然，周小川的演讲给与会者带来了不少新的信息，他对中国金融改革新思路的阐述也让在场人士甚感“解渴”。
金融机构历史遗留包袱要认账
周小川报告的一个重点，就是认为进行金融机构改革要先明确金融机构改革的目的。他认为，国内对为什么要花费资源来改革和重组金融机构往往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认为，金融机构改革的目的是避免风险、危机和不稳定，避免给政府添乱，有人认为既然金融机构风险集中，可把一些金融机构关了，关了就不会再出风险了。另一种认为，金融机构是否强健并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关系到国民经济是否能够保持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因此，需要通过改革来使多数金融机构强健，使它们既降低风险，又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
“前一种目的似过窄和较重近期。我们不能仅仅担忧风险，如果金融服务不足，经济必然会受到损害。”周小川举了一个例子,中国农村某类金融机构发展不健康，关闭后农村金融服务显得不足，就被人评论说拖了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后腿。
而在他看来，后一种目的实际是强调金融业配置资源的功能。他说：“金融服务不足，储蓄资金作为一种重要要素资源就无法有效配置到经济中去，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对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效率产生明显的负效用。”而且，金融业本身尽管会产生风险，但它又是一种风险吸收机制。事实上，金融部门通常吸收了实体经济部门一部分风险，并为实体经济发现价格。如果功能发挥的好，金融市场会起到吸收、缓冲和化解风险的作用。
周小川表示，如果强调后一种改革目的，就要使金融机构强健。也就意味着，政府对金融机构转轨期间形成的和历史遗留的包袱要认帐、要剥离；政府要建立有利于增强金融服务的财务、会计、拨备和税收等制度，解除金融机构发展和提供良好金融服务所面临的各种束缚；政府放松对金融机构的各种不必要的管制，要支持使其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促使其为改进金融服务、优化资源配置作出努力；政府要推动市场的发育并促成竞争性市场机制，解除对价格的不必要的管制，使市场发挥作用；要促成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提高定价能力，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上的定价能力，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要积极稳步推进有利于形成市场定价机制的各种工具，包括衍生金融工具；要对会计、评估、评级等中介服务有个明确的战略，使其既能满足当前市场的要求，又能考虑中长期市场发展和培育的需要。
公司治理改革可能是一个定义不清的改革
周小川在会上说，完善公司治理是改革的重中之重，但公司治理的概念和内容有待进一步明晰。
毫无疑问，对经济核心的金融体系而言，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对国有股权占主导地位的金融机构所蕴含的意义就更为重大了。
他说，公司治理的基本要求主要体现在《公司法》中，而我国《公司法》尚需进一步完善；同时，仅靠《公司法》也是不够的，公司治理涉及理念、惯例、法律以外的约定、自律组织的约定以及文化。在我国，各部门对于公司治理的说法和要求也不尽一致。“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些要求中都有若干重大遗漏，对实践中的重大难点也未给出解决的指导。对于OECD公司治理原则(1999年版和2004年修订版)我们没有正式的态度。因此，我们所说的公司治理改革很可能是一个没有定义或定义不清的改革。”
为此，周小川先后举了四个例子。“股东利益是公司治理核心内容之一，但我们存在大量侵犯股东利益的例子，且没有明确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比如，债转股，转股股东权利没有得到保证，利益也没有保证，甚至处于非债非股的悬空状态。”他说。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有中国特色的党组织和董事会、管理层的分工问题。他表示，绝大多数情况下，党组织对董事会、管理层起到了支持保障作用，但也有少数实例表明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争议如何解决，还需要相应的原则和指引。
更严重的是stakeholders的问题。周小川说，OECD公司治理原则中注重stakeholders作用，我们将其翻译为“利益相关者”，有的翻译为“利东”，可以说尚不存在准确的、普遍接受的中文词，更没有关于stakeholders在公司治理中如何发挥作用的原则和指引。
还有就是治理与监管的关系问题。周小川说，中国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和转轨初期由行政主管部门作为“父母官”，它既代表所有者，又是监管者。现在尽管治理和监管大体分开了，但两者混淆交叉的现象依然十分普遍，各种例证不断。这方面也缺乏明确的原则和指引。
周小川得出的总结是：“公司治理改革是一项人们寄予重大希望的改革，我们当然不能使这项改革由于原则和指引方面的模糊性而最终令众人失望。如何把一个无定义或定义不清的改革改变为一个有定义或定义基本清楚的改革，如何总结各种国际经验、历史经验并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明确公司治理的原则和指引，政府应可发挥重要作用。”
在会上，周小川还透露了不良资产处置的新思路。
专家建议撤消央行大区分行
对于中国的金融改革，与会的国内外专家也纷纷继周小川之后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在会上，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赵海宽提出了建议撤消人民银行的大区分行的观点。
赵海宽说，在商业银行大步改革的同时中央银行也应改革，中央银行的改革现在最迫切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考虑改变大区分行的地位。因为中国人民银行大区分行现在自己的业务量已经不多，“据我所知400亿，自称400亿。”而省和城市的人民银行机构，由于在上边多出了大区分行，也不是很满意。此外，从国家来说，人民银行增加层次对于宏观经济调控提高效率是不利的。“所以说，我建议就是取消大区分行，恢复原来的小型自治区分行的职权。”
赵海宽说，当年大区分行的成立是为了防止地方政府过多干涉中央银行，能够实行宏观经济国家一体调控。但现在，在经过投资深化改革后，自查体制得到普及，人们观念开始改变，地方政府也已经习惯于不干涉中央银行，即使想干涉也达不到原来的效果了。同时，由于各领域的经济运作都要经过商业银行，所以中央银行再想像过去那样由行政手段干预商业银行也是不现实的。“所以如果我国现在取消大区分行了，恢复原来的小型自治区分行的界制，也不会妨碍中央对宏观经济实施一体调控。”他说。(经济参考报记者 方烨 张汉青 实习生 李权 张予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