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农信社改革总动员 教师每人掏5000元入股

　　本报记者　肖华

　　两年前开始的央行1650亿最后一次农信社援救行动已接近尾声，各地政府为此展开了达标行动。但从此之后，农信社管理权将移交到地方政府手中，也意味着地方政府以后将成为最后的埋单者。

　　6月，不少珠海市的教师们都从自己的校长那里收到一条指令，每人至少得掏5000元入股珠海农信社。

　　同样的任务也落在珠海市香洲区委机关的公务员们身上，他们在5月24日的动员会上得到了同样的消息，并被要求在6月18日之前到农信社营业网点交钱。

　　据说，珠海的政策是，所有吃财政饭的在编人员都得自愿入股，底线是5000元，目的是支持农信社改革。“但都是听说，没见过具体文件”。

　　“天上掉下一块大馅饼”，这是珠海当地媒体一篇报道的标题，刊发在“关注珠海农信改革系列报道”栏目中。的确，天上确实掉下了一块价值1650亿的大馅饼，砸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数万家农信社头上。

　　根据国务院2003年6月27日下发的一份《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央行将按照试点地区信用社2002年底实际资不抵债数额的50%，安排专项再贷款或发行专项中央银行票据，用于置换不良贷款。

　　按此计算，央行将为陆续参与试点的29个省市自治区拿出1650亿消化历史包袱，其中广东占236亿，珠海可获得15.4亿，接近全国总资金的百分之一。

　　这将是央行最后一次对农信社实施的救援行动，按此方案，各省级政府今后将成为农信社的最后埋单者。同时，要想获取该次被救援资格，各地农信社还将满足资本充足率【实行两级法人体制和一级法人体制的县(市)联社，申请发行票据时必须分别达到0%和2%，票据期满后申请兑付时需分别达到2%和4%】和不良贷款率(比2002年末下降50%)的规定指标。

　　为了获得这最后的救援资格，各地政府展开了增资扩股的达标行动，也由此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农信社快跑

　　在珠海，一幅幅有两个乒乓球台大的广告牌近日出现在多个繁华地带，上面印着“珠海农信助您成功的银行”的字样；印着诱人金币的1500份海报遍布农信社各个网点，当地电视、报纸、广播开始大幅报道农信社改革，“入股农信，贷款优先，利率优先”的广告小册子在许多单位大厅里都随处可见。

　　与这些热闹同步升温的是一级级动员大会。3月21日，市政府召开动员大会，分区签订了责任状，随后，香洲、斗门等区分别于4月28日、5月12日、5月17日召开了各区动员会，各个机关的动员会则更是此起彼伏。

　　正是在这些动员会上，筹资的任务被层层分解到个人。香洲区按财政人数向各单位下达指标，要求每位机关人员必须入股5000元，以保证完成芦副区长与市政府签订的3000万元任务。而在三灶镇，1200万元的任务分解下来，每个机关人员最少要入股1万元。

　　而根据珠海统计局网站资料显示，珠海在岗职工人均月工资仅1674元。

　　这种急迫心情不难理解。对于沉疴难起的中国近4万家农信社来说，这次大规模的金融救援被普遍形容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机遇”，是它们惟一一次撇开旧账轻装上阵的机会，也带着央行“花钱买机制”的期望。

　　中国的农信社出现于1950年代，直到1990年代中期，随着其与农业银行脱钩，及四大行陆续退出农村市场，农信社成了农村金融的惟一支柱。但背负着“支农”的政策性目标，及行政干预等负累，农信社成了一个个亏本的银行。到2002年底为止，农村信用社贷款余额14117亿元。其中不良贷款总额5147亿元，占37%。此外还有历年亏损挂账1313亿元。资不抵债的农信社19542家，占机构总数54.98%。农村信用社的资本充足率只有2.35%，远远低于8%的正常标准。

　　央行的这笔资金因而被称为“救命钱”，拿到这笔钱也成为各地方政府“比首要任务还重要的任务”。

　　降不良贷款与提高资本充足率成为两个死命令，如果说前者只是加大农信社与司法部门内部压力的话，那么后者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总动员。

　　按照珠海市政府的规划，整个珠海11家原本是独立法人的农信社和1个营业部将统一成珠海农信一个法人。如果能按时筹集3.8亿股金(其中自然人须占一半)，并压降不良贷款8个亿，则珠海农信不仅能得到2910万元的利息收入，而且可在两年后无偿得到15.4亿，加上减免税收以及省、市政府的配套扶持资金，总共可获近20亿元资金。

　　同时，如果他们继续清收不良贷款的话，每收回一分钱都可以全部归自己所有。

　　改革的悬念

　　不过，热闹很快归于沉寂，珠海农信的咨询热线每几分钟就响一次的日子并不太久。在公务员们的议论与不安之中，增资扩股渐渐悄无声息。每周的摸底统计显示，在连续两周保持每周数千多万元的高增长后，增长曲线在上周突然掉头向下，仅仅增长500多万元。

　　在珠海农信一位中层看来，这种变化与个别地方政府的强制性做法有一定关系：“本来进行得很红火的，你一强制，大家反而都开始怀疑、抵触起来，听说还有人去告了状。”

　　“我们都不知道农信社到底怎么样，”香洲区一位公务员说，“但如果是很好的话，还用得着这样？”原本规定要缴清股金的那一天，整栋大楼的人都忐忑不安地互相打听着，壮着胆子把金额一栏空着没填的《入股意向书》交了上去，却发现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再没有人提起。

　　很快，一些小学校长们原本严厉的语气也缓和了下来，只是说交清股金的才可以评优秀教师。

　　珠海农信的员工们也感到了变化。6月26日，在怡华街、香华路等数个营业点，员工们都感到“这事儿好像突然冷下来了”。农信社近900名员工被要求全体入股，金额暂时未定，入股意向统计结果显示为人均2万元。一位营业员告诉记者，这样的事情还是头一回。她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10年，但当记者问起农信社是亏是盈，她说，“我只是个营业员，怎么会知道这么机密的事情？”

　　但据记者调查，变化来自省里的态度。据说珠海农信在大张旗鼓开始系列宣传活动的同时，已将改革方案上报。原打算趁热打铁在6月份完成一级法人改革以及增资扩股以便申请票据，不料方案至今未批，他们不得不尴尬地将募股计划改为摸底，而且一摸就摸到6月底，现在还没消息。

　　至于省里不批的原因，员工中间流传的一种说法是一级法人产权改革出了一些问题，可能与不良资产数额有关。据记者调查，尽管自新的领导班子2000年上台后铁腕改革，经营状况一路好转，今年上半年已经扭亏为盈580多万，但多年累积的旧账依然像一座大山。

　　这个问题也正是农信社改革中遭遇的普遍难题。一方面是过去几十年形成的不良资产难以快速消化，一方面却又需要尽快改制成一级法人。

　　统一法人是平衡发展的需要。在珠海，12个下辖社发展并不平衡，5个盈利7个亏损。如果不统一法人，资金都争相流入盈利社，而亏损社则无人问津，带来的结果将是好的更好差的更差。

　　这一次，珠海农信决心推倒重来，原有的有独立法人资格的12家下辖社都各自清退所有老股东，以合并后成立的珠海农信所募3.8亿新股金100%作为原始股，而且以后的利润也不再进入资本金项目。这在推介入股时往往成为珠海农信着力提醒的一个卖点，他们举出的例子是同样在农信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深发展，当时的1元股票，经过这些年的配股和分红，现在的价值是236元。

　　“我的股金清退出来还会再投进去的。”6月25日，在珠海市南屏镇，王波告诉记者。这位89岁的老人1954年从一个农民变为南屏农信社主任，到1980年退休前一共干了26年，曾因此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信用社现在变化太大，我已经落后了。”王波说。

　　不过要变成新股东看起来还需要等待，在方案未能获批之前，这场改革暂时悬在了半空之中。但是，按照国务院农信社改革要求，珠海农信作为第二批(2005年7月15日前)申请央行专项票据发行的单位，必须在2005年6月30日前完成增资扩股。

　　眼下，增资扩股尚未开始，连入股意向摸底结果也只有1.79亿元(截至6月24日)。这场改革将如何继续成为一个悬念。这或许是珠海从高调宣传突然变得异常低调的一个原因。6月25日，出差在外的常务副市长何宁卡在电话中一再表示“珠海农信改革跟其他地方一样，我们没什么可说的”。

　　更多的悬念

　　其实类似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珠海，在河南、山东等地，农信改革陷入同样的状况之中。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农信社改革不得不成为一场这样的全民总动员？

　　地方财政背不动这个包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3.8亿的缺口对珠海而言并不是小数目。

　　金融生态是另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正是金融生态的巨大差异，使得江浙地区与其他地域的农信改革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景象。在民间金融传统深厚的江浙一带，无论企业还是个人，普遍看好金融牌照的价值，加上许多农信社本身经营状况并不差，大小老板争相入股；而在其他更多地方，人们既对金融市场缺乏了解，又大多不信任农信社，增资扩股因而步履艰难。

　　无论是对农信社还是对地方政府来说，这样的方式都是一个无奈的选择。然而这样的选择会带来怎样的结果？

　　一种结果是农信社一举撇清旧账，同时因为管理权从央行下放到省政府，经营机制逐渐恢复健康。这是因为，在以前地方政府行政干预造成的坏账是业界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珠海农信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翻开信贷记录本就能看到，整页整页的不良资产都是贷给乡镇企业的。”

　　不过，与这种美好结局刚好相反的另一种可能是，农信社依然是一个无底洞。“改革只不过填掉了过去的大黑洞，但是谁知道以后新的洞还会不会出现呢？”珠海农信一位人士说。

　　他作出如此判断的理由有两个，一是股权结构高度分散(按《农村合作银行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单个自然人持股不得超过股本总额的5‰，法人不得超过5%，自然人持股总额不得少于总股本的50%)，二是行政编制的传统用人机制依然无法改变，编制以外的人员据说只能以“个”为单位来计算。

　　在前央行研究局专家、现招商银行研究员陆磊看来，一旦央行“花钱买机制”的改革初衷被现实所扭曲，农信社的内部控制难以避免，监管就成为关键。“这要通过利益分割来实现，”陆磊说，“毕竟央行已经撒手，地方政府必须自己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