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马腾 钱琪北京报道

　　6月14号，素有“红筹股之父”之称的梁伯韬，系了一条正红色的领带，坐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优雅的意大利餐厅里，带有几分玩笑意味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我是一个蛮安分的人，现在也只有一个老婆哪。”

　　其实，就事业而言，很难将“安分”二字用在梁伯韬身上。梁伯韬1980年出道时，只是香港汇丰银行的一名行政见习生，之后一路亨通，1985年离开时已是该行的企业融资经理。1985年到1988年，梁伯韬出任花旗银行董事兼企业融资经理，为其在亚洲投资银行业务打下半壁江山。

　　1988年，梁伯韬开始闯荡江湖————联席创办以香港为基地的亚洲投资银行百富勤集团，执掌百富勤大中华区证券及企业融资业务。十年的叱咤风云，为其赢得了“红筹股之父”的美誉。

　　亚洲金融风暴中，百富勤受到重挫，与法国国家巴黎银行的亚洲银行合并而成法国巴黎百富勤。但梁伯韬并未一蹶不振。1998年1月，梁伯韬加入法国巴黎百富勤，出任行政总裁。1999年打了一场漂亮的“高科技”战役，2000年更是将其个人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2001年年初，梁伯韬悄然过渡为法国巴黎百富勤副主席，为其激流勇退做好准备。2001年5月21日，梁伯韬宣布加盟花旗银行，出任花旗系的投资银行所罗门美邦亚洲区主席，推动其在大中华区的投资银行业务。

　　无论是梁伯韬还是花旗集团都深知，梁伯韬是“带着自己的金子跳槽”————他与中国政府上层各界的良好关系难有人可及。而花旗对梁伯韬的最大期望正是拓展中国本土证券及企业融资业务。

　　梁伯韬将于2001年7月1日走马上任。

　　《21世纪》：1998年1月您出任法国巴黎百富勤证券行政总裁之后，公司业绩卓著，去年的表现尤其出色。这时候您为何选择离开？

　　梁伯韬：离开巴黎百富勤是出于我个人的原因。过去十三年，在法国巴黎打出这个平台，我觉得已经发挥到了尽头，再跨前一步很不容易，除非另外有一个平台，我才能上到一个比较高的台阶。

　　《21世纪》：像高盛这样多家知名的投资银行都邀请你加盟，是什么使您最后下决心选择花旗集团？

　　梁伯韬：花旗集团是一家全球金融机构，他们很重视亚洲市场，而且他们认为在亚洲，中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这是我加盟花旗集团的重要原因。我已经在这个地区积累了20年的经验，虽然在中国这个市场，我还要继续积累经验，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与别人相比的确有很大的优势。

　　《21世纪》：中国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尚未开放，外资银行在中国本土的证券及企业融资业务开展较为困难，花旗集团准备以什么业务作为突破口？

　　梁伯韬：花旗集团和旗下的所罗门美邦的相关业务怎么进入中国市场，现在还没有一个定案。困难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花旗集团有投行、商业银行、保险、基金管理的业务，而中国是实行金融行业分业经营，这样花旗集团很难找到一家企业来合作。我们寄希望于加入WTO。

　　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企业特别是投资企业对产品会有多方面的需求；资本市场更加成熟；也会允许外资在某一个程度进到中国市场。现在我们作为外资的金融机构，只能帮助中国企业到海外融资。

　　《21世纪》：现在红筹股公司计划以CDR(预托证券)的形式到A股市场挂牌，成为市场的焦点话题。作为“红筹股之父”，您对此有何看法？

　　梁伯韬：对红筹股公司，或者外资公司，发行CDR肯定有利的，因为多了一个融资渠道，特别是在A股市场，可以用高的市盈率(PE)来发行，成本低；对中国的投资者来说，也多了一个投资选择。对于香港这个市场，会有一点影响，有好的影响，也有不好的影响。不好的影响，就是这些企业在香港市场的融资会减少。但是，因为CDR和香港挂牌的股票是共通的，就可以增加香港市场活跃的程度。

　　《21世纪》：CDR最大的障碍是中国的外汇管制。您认为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梁伯韬：将来CDR挂牌买卖，主要用人民币来做交易结算，就不会把人民币换成外汇在香港炒作，这样就可以解决我们外汇管制的问题。企业CDR筹到的钱是人民币，不是外汇，就可以要求在国内投资，这样就不会有大量的外汇流走，投资者的套汇行为也会少。不过将来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同股就应该同价、同权，为什么现在A股和H股有分别呢，主要是因为外汇的管制，不允许国内的投资者去购买H股，形成巨大的价差。

　　《21世纪》：您认为中国创业板推出是否成熟？

　　梁伯韬：说实话，我认为并不成熟。主要是监管方面还没有成熟的法律法规，尤其在法律法规的执行方面还不是很成熟，另外公司治理方面，公司管制也做得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