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廖雁
成立了五大集团,送走了“五一”长假,中国航空公司整装待发,站在了一个新的起跑线前面。来自国家民航总局的声音表示,希望通过此次重新“洗牌”增强中国民航的国际竞争力。那么,重组之后的“中国大船”是否具备了与国外的“跨国旗舰”相抗衡的实力?在重组后的第一个航运旺季里,美国西北航空公司副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华金声为中国民航
的起飞支了几招———
卖机票如同卖猪肉?
做欧美航空公司的乘客要比在中国坐飞机复杂得多,因为同样一张经济舱机票的票价,航空公司就定出15种不同的价格,而最高票价会是最低票价的8倍。
航空公司给票价分等级的理由是“灵活度”不同。“票价越高,乘客享受的灵活度就越高,相反,如果少掏钱,那么,再想改时间、改班机、退票就不那么自由了。所以,同样的经济舱,座位相同、食物相同,甚至连放脚的空间都一样大,票价却相差很多。”为了分出15种票价,航空公司把乘客分成商务旅客、旅游者、学生、老人、退伍军人、探亲者等等,不同的身份可以买不同价位的机票。
“老外”为什么要给自己找这么多麻烦?华金声举了一个卖猪肉的例子:屠夫把整头猪都按肥肉的价格卖,好肉差肉一个价儿,当然是瘦肉卖得最快,整头猪也不难卖掉。但是第二天屠夫发现赔钱了,于是按精瘦肉的价钱卖。这样好的肉还是卖掉了,但差的肉就卖不出去了。猪肉卖不掉还可以保存一两天,但航空公司提供的服务却是转瞬即逝的,座位卖不掉,只要飞机一起飞,这张票就作废了。所以,要尽量多的把座位卖出去,并且不赔钱,只能用不同的价位来吸引不同的乘客。
当然,这离不开一个成熟的收益管理系统。美西北中国区销售部经理俞涛介绍,每天票价都有无穷无尽的变化,针对不同时间、不同航线、不同座位,收益管理系统会制定出最合理的票价分配方案,保证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欧美政府只管过高票价
华金声说,美国航空公司经历过由政府说了算到市场做主的转变。
在1978年以前,美国也是由政府决定航空公司飞哪条航线、票价定在多少钱。“但是,市场的变化越来越快,政府作出新的决定往往要滞后几个月。”1978年,政府放开管制,由市场决定票价。在市场的锤炼之下,航空公司的做法越来越成熟。经过对市场的充分研究,票价由两三种发展到十五种。今天的美国仍有交通部下属的联邦航空局,它的职责主要有两条:确保航空公司的营运符合安全条例;担当“空中交警”的角色,保证空中通道畅通。
华金声特别提到中国民航总局公司成立航空集团的消息,“给人的感觉是,它也在朝FAA(联邦航空局)的职能转化。”
欧美政府部门惟一插手航空公司的商业行为的就是反托拉斯法,但这与FAA无关,而是司法部的工作。他们并不关心航空公司的票价有多便宜,“哪怕一元钱也没关系”。他们所要做的是防止航空公司票价太高,诸如几家联合起来制定一个垄断价格的行为。中国民航总局则恰恰相反,严格规定票价不能打折,以此确保航空公司利润。“我个人觉得这是个正确的政策,因为中国航空公司太多了,要保证它们的利益。但这个现象的确很有意思。”华金声说。
最赚钱的方式:建设枢纽港
一个温州人要飞到哈尔滨,必须要在上海或北京过一夜才能转机到达,如果他要出国,那么就更麻烦了。中国的枢纽港还不能让国内旅客迅速、方便地飞往世界各地。
“现在韩国有两个航空公司可以飞到中国九个城市。日本的三个航空公司能飞到中国的十三个点,包括北京、上海、大连等等。他们把中国客人经本国枢纽港转送到世界各国。其实这些中国客人应该是中国航空公司的客人,但是现在中国没有一个很好的网络,也没有很好的枢纽港辐射系统。我认为民航重组的目的之一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华金声的战略分析显示出他对中国民航市场的深入研究。
华金声把航线分成三种:点到点(如北京到上海)、点到枢纽港、枢纽港到枢纽港。而最赚钱的方式是第三种。欧洲和北美的航空公司对枢纽港辐射系统的建设已经进行了20多年,至今仍没有完成,因为这不仅需要改建机场的候机楼,对空中管理系统、机场管理软件等都需要相应的改革。他认为,建设枢纽港将是民航业发展的一个趋势,而中国刚刚开始采纳这样的做法,还需要走很长的路。
华金声特别爱提及的一个例子是:美国的2亿8千万人口有5000架民用飞机为他们服务,而中国人口近13亿,全国却只有500多架飞机。他以此证明,中国民航业的发展将会相当迅速。但是我们也从中看到一个事实:仅美西北一家航空公司就拥有600架飞机,比全中国的民用飞机加起来还多。资料显示:1998年,世界航空公司营业收入为2985亿美元,而我国民航总局所属的企业加上非直属企业的收入不足85亿美元,还不如世界运营收入排名第10位的公司收入(86.88亿美元)。
虽然如华金声所说,应该看到中国民航的优势:飞机很好、有一批专业人才、部分省市的候机楼和跑道也很先进。然而面对由跨国航空公司组成的“五大星空联盟”,要参与国际竞争,还需要构筑真正的民航市场化的体制,先练好自己的内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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