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经济领域最让百姓愤恨的事情之一，就是那些“亦官亦民”、“似官似民”经济部门的垄断行为，其次是所谓的“价格联盟”之类。老百姓对此从零星抱怨到群起而攻之，无疑反映了国人的觉醒与进步的力量。更让人感到欣慰的是，一些地方政府逐步明白了垄断的危害与政府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与道义上的责任。京沪工商部门领风气之先向垄断开战；郑州在“馒头办”风波之后，似忽然明白了政府垄断招民怨的道理，也祭起了反垄断的大旗。一时间，反垄断成了市民社会的热门话题，相信那些介于政府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特殊经济部门在倍感尴尬的同时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

　　从经济学意义上理解，垄断是竞争的对立物与伴生物，竞争产生垄断，垄断限制竞争。但垄断并非都是竞争的结果，市场的外部性与权力的扩张性决定了行政垄断与市场垄断同为垄断的两种常态。我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衍生出的传统行政垄断与市场垄断的杂交种———行政性市场垄断，是垄断的特殊形式，它对我们的经济生活产生的负面影响更让我们有切肤之痛。由竞争产生的垄断在我国还处于萌芽阶段，近几年出现的价格大战还没有产生超级大鳄，价格联盟这种垄断形式倒是露头了，但很快也自生自灭了。真正令人痛恨又一时难以解决的是行政性市场垄断。

　　就行政性市场垄断的成因来讲，包含几重原因：一是转型过程中行政部门既有利益（权力寻租）一时难以割舍，权力退出机制还有待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二是现行的市场发育还相当不成熟，竞争力量还没有壮大，脱胎于国有企业和行政部门的电信、银行、保险、民航、铁路等部门仍占据强势地位，像铁路、民航等部门甚至还具有行政职能和市场主体的双重身份。而这些部门又利用与权力部门的传统联系抬高市场准入的门槛，或者通过行政立法获得行业壁垒的保护。换句通俗一点的话说，他们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规则的执法者（裁判），还是场上的运动员。此外，加入WTO在即，为了与强敌竞争，国家一些保护性措施更是成为它们赚取高额垄断利润的借口，如移动通讯双向收费问题的一拖再拖，其背后就隐含着暂时牺牲百姓利益、壮大通讯企业以利于与国外强敌竞争的考虑。

　　由此看来，反垄断决不是简单地加强立法和执法就能解决的。近年来，有关反不正当竞争、反限制竞争的法律制定了不少，如广告法、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加上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等行政规章性文件，总体看来，这些法规和规章零乱而不系统，还存在互相抵触的问题，而且这些法律几乎都不是针对行政性市场垄断的。与此相对应的，还存在邮电法、铁路法、航空法等和这几个部门制定的条例和实施办法，这些法律法规几乎都有部门利益的痕迹。在这样环境下的反垄断，仅靠加强执法力度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执什么样的“法”，本身就是个问题。同样，司法的难度也可想而知。反垄断、特别是反行政性市场垄断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立法执法的问题，更重要的，它与权力的退出机制的建立紧密联系，与市场的发育程序密切相连。在市场经济目标已经确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特殊时期，经济领域存在的诸多不合理现象不过是转型期的阵痛之兆。国家从近乎全知全能无所不包的角色逐步向以提供公共产品为主的角色转变，这一过程只要不采取“休克疗法”，就必然是一个权力逐步退出市场的过程，这一过程痛苦但别太漫长。

　　当然，行政性市场垄断并非一无是处，在一些公用事业行业（如自来水、天然气、电话、电力等部门），一定程度的垄断是必要的。各国的实践也都证明了这一点。从公共政策来讲，这种垄断主要是要兼顾社会公平，但它绝不能成为谋取部门利益、伤害社会利益的借口。这样就有违兼顾社会公平的初衷了。(周佳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