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实习记者彭建真 记者从国家烟草专卖局获悉，2000年除青岛颐中集团外，中国各大型卷烟厂效益与鼎盛时期的1995年相比，效益均有幅度较大的下滑。

　　可靠数据表明：红塔集团玉溪卷烟厂的利润从1995年的71亿元下降到1999年的37亿元人民币，跌幅接近一半，在利润下降的同时，红塔山牌卷烟产量已经从1995年的90万箱下降到2000年的54万箱。昆明卷烟厂的利润1995年为16.4亿元，而1999年仅为3.5亿元。上海烟草集团的利润也从1995年的8.5亿元下降到1999年的5.6亿元。这三家主要生产企业每年的利润下降幅度分别达到14.2%、32.1%和9.8%。

　　与此同时，一些以区域市场销售为主要依托的各种高档烟草品牌产销量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在地方高档卷烟市场的竞争中，红塔山等原有著名品牌香烟风光难现。

　　组建大型烟草集团梦想难成

　　据记者了解尽管烟草行业被外界看作是夕阳产业，但烟草企业对全国财政税收的贡献一直稳定在10%左右。巨额利润的存在和商品特性使其一直以特殊行业的身份存在。2001年年初国家经贸委将下属9个委管局撤销，唯独保留国家烟草专卖局，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国家烟草专卖局曾有计划，到2010年组建一批规模和效益俱佳的烟草集团。但就目前而言，我国卷烟企业情况使这种计划只能停留在纸上。强势企业越来越弱，以区域市场销售为依托品牌却一片生机盎然。

　　统计数字显示，2000年国内产量达到200万箱的企业只有玉溪卷烟厂一家，100～200万箱的企业只有颐中烟草集团、上海烟草集团、昆明卷烟厂三家。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部沿海地区以区域市场为依托的卷烟厂产量效益却有大幅增长：宁波卷烟厂1999年产量达35万箱，利润近5亿元；杭州卷烟厂的卷烟产量也已经上升到60箱，利润达1.8亿元；厦门卷烟厂的卷烟产量也增加到35万箱，利润1.4亿元；福建龙岩卷烟厂1999年产量为35万箱，利润为1.5亿元；南昌卷烟厂2000年卷烟产量达45.5万箱，该厂计划“十五”期间全部品牌卷烟的产量将达到60万箱。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何在呢？

　　“地方财政保护”击退优势企业

　　面对目前我国卷烟企业现状，国家烟草专卖局的李保江先生认为，税收体制、计划指标和地方干预，使各烟草企业间难以形成公平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是造成大型烟草企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李保江谈到，由于烟草产品为高税收产品，征税主要在生产环节，烟草税收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各地方政府为保证地方财政收入，纷纷加大对本地卷烟行业的保护，对外地卷烟进入本地市场严加封锁，使那些以外地市场为主要依托的大型卷烟企业利益受损。

　　由于国家对卷烟生产实行较为严格的计划管理，企业只能按照主管部门分配的计划量组织生产。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开始实施的“计划指标有偿转让制”，虽说为优势企业打开了一扇成长之门，但由于指标管理上的诸多弊端，使一些有竞争力的优势企业得不到相应数额的指标，需要扩大生产时，只能付出高昂的代价从其他有指标没市场的烟厂购买指标。如发展态势十分良好的红河卷烟厂，近年来每年仅购买产量指标就必须额外支出2亿多元。而一些劣势企业尤其是众多小烟厂，既可以借助当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占据本地市场，也可以通过转卖部分指标来维持生存。

　　另外由于《烟草专卖法》赋予的地方政府对地方烟草专卖管理部门的辅助领导权，地方政府往往从“地方烟草税收最大化”的目标出发干预地方烟草事务。他们不管当地资源状况，动用各种力量向中央和行业主管部门争办厂权、争计划、争资金，甚至绕开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建立计划外烟厂，严重干扰和扭曲了国家烟草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九十年代中期卷烟买方市场基本形成之后，产地与销地利益冲突更加明显。各地对外地卷烟纷纷采取封锁政策以达到保护本地卷烟工业的目的，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目前为什么几乎每个省都拥有生产自己的主打烟草品牌的烟厂并快速成长，而原先的优势企业难以冲破地区封锁呈现停滞不前。

　　既然国内市场暂时不能提供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是否可以通过别的方法来打造梦想中的烟草巨轮呢？

　　靠中档烟扛旗“曲线救国”

　　既然在高档烟市场处处受阻难以占到便宜，一些企业转而在中低档香烟上下功夫。目前，中国销量前三名的卷烟都是中档品牌的香烟，玉溪卷烟厂的红梅牌香烟2000年产量为100.5万箱排在第一位；第二名是长沙卷烟厂的白沙牌香烟，产量为71万箱；红河卷烟厂的红河牌香烟以61万箱名列第三，与1999年相比，这些品牌的卷烟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业内人士分析，未来中国卷烟市场的主力应该是市场价格5元左右的香烟，现在中档烟现状多少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世界卷烟品牌销售额最大的万宝路牌香烟销量已经达到800万箱，和他们相比，中国国内的烟草品牌显然还有很多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