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活动离不开化解风险稳压器

　　就保费收入占GDP的比重而言，2003年的世界平均值为8.1%，发达国家超过10%，中国仅为3.3%；世界人均保费为470美元，中国仅为20美元。于是，当风云二号卫星发射成功、巨额保费支付的时候，我们需要思考---

　　1996年2月15日凌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国际通信708卫星,火箭腾空而起后，方向突然发生偏离，22秒钟后坠毁。参与卫星发射商业保险的国内外多家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 司欲哭无泪。从此之后，我国航天保险业遇上了国际分保“寒流”。

　　时隔8年，风云二号C星发射再度投保，国内外10多家保险公司跃跃欲试。为什么？期间我国39次卫星发射，100%的成功率，为保险公司承保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险。当8300万元保费流入保险公司口袋的时候，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我们的商业保险能否深入到更多高风险领域呢？

　　诱人蛋糕不能独享

　　2004年10月19日，长征三号甲火箭成功地将风云二号C星送上太空。这一次，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为风云二号C星进行的商业保险额高达3.95亿元，保费将近8300万元。“开出这样的商业保单，是经过合理测算的”。这个项目的经纪公司———江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航天事业部负责人马齐敏介绍说，费率的厘定就是一个难题。按照保险业法则，风险大，费率高；风险小，费率低。发射保险的费率受火箭可靠性、卫星设计和型号、保障范围和市场承保能力的影响。在国际市场，由于近年来航天发射事故不断，费率已由四五年前的10%左右，飙升到目前的15%-25%。经过多次协商，风云二号C星的费率确定在21%。

　　高费率对保险公司来说是块诱人的蛋糕，谁也不可能独享。国内多家财产险公司向江泰公司报来意向性承保份额，其中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所报的承保份额最高，成为首席承保人；平安财险、中银保险、中华联合和天安保险参与共保，组成联合体。

　　5家国内保险公司共保还远远不够。为此，江泰公司带领相关单位在伦敦进行风云二号C星的风险与保险宣讲，回答了国外保险公司提出的54个技术问题。最终的共保协议规定，国内五家保险公司自留份额为保额的20.75%，国外再保份额占79.25%。近10家国际著名保险公司参加了风云二号C星的再保险。

　　有消息透露，整个风云二号C星、长征三号甲火箭以及相关地面设备等费用将近6个亿。这意味着，如果不进行保险，一旦失败，6亿元损失将由国家气象局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吃进，可见8300万元保费的保障至关重要。

　　国际保险无孔不入

　　8年间隔，国内卫星发射险重新归来，航天人一时还有点陌生，但在国际市场，这一保险40年没有中断过。

　　世界上首例航天保险实践发生于1965年。之后，国际上每一次重大卫星发射，都有商业保险伴随左右。与国内一样，国际卫星发射保险也曾受过很大打击，1989年航天保险市场第一次出现亏损，成为航天保险的灾难年和转折点，总索赔额达到18.3亿美元，而保险收入只有8.5亿美元。最糟糕的是2001年，航天保险索赔额达到22亿美元，而保险收入仅为5.5亿美元。但相对成熟的保险市场和强大的赔付能力，没有让国际保险公司退出这一领域。

　　与航天保险类似，在西方发达国家，石油勘探、核电站运行等高风险领域，商业保险的身影无所不在。据介绍，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仅石油勘探方面的保险类型就有10多种，如移动式钻井平台保险、平台钻井机保险、井喷控制费用保险、平台保险、管道保险等。对于海上石油勘探而言，每一次拖航、每一次定位、每一次下钻，都意味着巨大的投入和风险，如此细分的保险品种，最后往往是石油公司与保险公司双赢。此外，像大型歌舞、演艺活动等，发达国家也有“公众责任险”，以防范在活动过程中出现意外。

　　完善的商业保险体制，是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国际上，一般通过两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保险业的总体发展水平，一个是保险深度，即保费收入占GDP的比重；另一个是保险密度，就是人均保费。2003年，世界平均的保险深度为8.1%，发达国家超过10%，中国仅为3.3%；从保险密度而言，世界平均为470美元，中国为20美元。差距之大，显而易见。

　　中国保险缺位解析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保险在许多重大经济活动领域存在缺位。

　　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在近日召开的保险工作会议上曾提请保险公司反思这一缺位现象。他表示，禽流感给肉禽生产企业带来了灾难，造成出口大幅度下降，但他们中很多企业因为没有事先投保而没有能力化解风险。在一些重大灾难过后，总会发现被称为社会“稳压器”的保险，依然处于缺位状态。

　　造成缺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我们的企业甚至是个人没有风险意识，大量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由于体制和传统观念的束缚，在经营活动中并没有想到通过购买保险来分散风险；另一方面是国内一些保险公司承保能力不够，目前，我国仅有50多家商业保险公司，这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数以千计的保险公司数量相去甚远，5000亿元人民币左右的总资产规模，还不及世界排名前50位的保险公司单个资产规模。同时，在传统国有体制下的大保险公司，由于在市场居于一定的垄断地位，产品匮乏，与市场衔接不够。有数据显示，我国财产保险业务内部险种发展很不平衡，过分依赖于机动车车辆险等传统业务，其中单是机动车车辆险的保费收入高达60%以上。

　　不少专家分析，国内公司承保能力不够，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过去保险资金运用方式单一，投资规模和范围受到严格限制。在发达国家，保险业既是金融领域也是实体经济部门重要的投资者。而很长一段时间，我国保险资金的投资受到局限。到2003年末，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达到8739亿元，其中52%存入银行，16%购买国债，只有部分资金投向金融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低息资产(银行存款、国债)占比达到68%，潜在的系统性(利率)风险很大。保险资金运用不充分，保险公司手中的资金无法以钱生钱，承保能力和赔付能力自然难以提高，对于众多高风险、高价值领域，没有雄厚的资本，只能是退避三舍。

　　人才匮乏也是一个原因。保险专业人才的培养有一个渐进的、累积的过程，我国保险业务停办20年之久所带来的最严重后果就是保险人才出现断层，导致目前我国保险从业人员总体水平偏低。还有，中国再保险市场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再保险市场主体少，再保险供给不足，使得大量国内商业分保分出业务流向国际市场。诸如此类的问题说明：国内保险公司，要走的路还很长。

　　本报记者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