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政治濒临破产

　　“此次罢赛的背后是中国足球政治濒临破产的又一标志，如果不从上而下地进行足球革命，那只有中国足球的毁灭，以及球迷的愤怒”，“这已经不是体育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新一届政府发誓建立法制政府，提高执政能力的决心，可以而且应该从一个大众失望的足球运动开始”

　　本报记者　张立伟

　　北京现代队的举动被舆论称为“具有革命意义的罢赛”，尽管所有专业人士认为，北京国安俱乐部的做法严重违背足球精神和规则，但在“一个不公平的黑暗体制中”，国安的做法获得了广泛的同情。

　　“一个突发偶然事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认为，“足球运动必须尊重和服从裁判的判罚，但在现代队罢赛的背后潜藏着公信力危机。由于中国足球经常出现黑哨、假球等丑闻，联赛的裁判工作受到普遍的质疑，即使裁判公正执法，被吹的一方球队及其球迷也会认为是黑哨。”

　　北京社科院体育研究员金汕也告诉记者，“国安名义上是违规，实际上是向一个腐朽而病入膏肓的体制进行了抵抗，是多年来中国足协带病运作不可避免的现象”。

　　足协受到广泛抨击

　　“中国足协名义上是由从事足球运动的单位和个人自愿结成的惟一全国性非营利社会团体，但实际上是半官方机构(中国足协与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足协人员由政府任命。”邓国胜说。

　　由于这类组织领导层不是会员选举产生，因此，这些会员制组织普遍只对政府负责，而不对会员负责，更多行使的是管制功能，而不是为会员服务的功能。再加上这类机构往往依靠政府的授权获得了垄断性权力，却又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与内部自律，所以会员对协会往往缺乏认同感，协会也难有真正的权威与凝聚力。

　　邓认为，解决“罢赛”事件至少应有三道程序：

　　首先是足协内部解决，裁决委员会应该由会员组成，根据共同制定的规则，集体表决，而不是外部指定和裁决。由于足协是政府任命机构，会员屈服于垄断权威，一旦矛盾激化就会反抗。

　　如果对协会独立判决不服，仍然可以向协会的业务主管部门提起复议申请，即国家体育总局。但由于足协和国家体育总局的隶属关系，这一渠道实际上作用不大。

　　当行政救济无法解决问题时，会员还可通过司法救济来解决纷争。但目前中国的法律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作为公法人的行业组织并没有被纳入行政法的调整范围。而且，《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第五十六条还规定：“会员协会、注册俱乐部及其成员应保证不得将他们与本会、其他会员协会、会员俱乐部及其成员的争议提交法院，而只能向本会的仲裁机构诉讼委员会提出申诉。”

　　足球评论员李承鹏认为，由此可见，足协在体制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事实上，足协已经超越了自己所定的规则。“他(即足协)就是一个封建家长，他就是一个机关干部。”这位撰写足球报道多年的记者曾经耳闻目睹无数次足协的霸道和失职。

　　“中国足协垄断了所有足球资源，导致资源配置、市场效益没有发挥出来，俱乐部的利益得不到保证。”天津财经大学职业俱乐部管理专业的教师韩笑也这样评价，“应该成立有各个会员参与的职业联盟，协调内部利益关系，共同管理。联盟也可以有好几个。比如美国的篮球职业联赛NBA，过去与ABA、ABL等联盟共存，最后通过市场竞争确立NBA的地位。”

　　足球之痛

　　足协“家长式管理”导致所有的俱乐部的命运没有法制的保障，因此，“几乎每一个俱乐部都发生过丑闻，这是系统性崩溃后的现象。”某专家告诉记者。

　　北京国安教练杨祖武说：“现在足球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跟假、跟黑，跟赌好像是同类的东西。”

　　但所有参与足球的人都获得了巨大利益。

　　“足协通过控制赛事成为最大获利者，球员的价格远远高于他的价值，每年20万-30万美元的收入的球员，在国外可能年收入1万美元也没有，多数为兼职的裁判不仅收入颇丰，也成为最可能的受贿者。俱乐部执行者也获得高额的工资收入，而所有投入来自国家。”金汕说，“尽管这是一个尔虞我诈的圈子，但参与者都获得了利益，损失的是国家的财富、中国足球事业、赞助商以及世界上最多的球迷。”

　　当10年甲A联赛变的疲惫后，今年开始的中超联赛也被赌博集团盯上。金汕透露，澳门的盘口已成为中国球员和裁判的参照系，每轮比赛高达10多亿元的赌资。而在内地，地下赌庄蔓延甚广。中超联赛的主题已经成为赌球，球员和俱乐部都有可能参与赌球，而庄家也通过收买球员和裁判，操纵了比赛和赌博结果。

　　黑、赌、假等顽疾在负责足球管理的足协那里被“政绩足球”的欲望淹没。中国足协以损害足球市场为基础，追求国家队战绩的“政绩足球”思路，不符合市场规律，不符合竞技体育规律，实际上也损害了中国的足球事业。

　　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劝诫中国足协人士，不应该把60%以上的精力放在国家队上，而应以联赛作为一国足球之根本。

　　粗俗足球

　　曾在比利时和英国利物浦学习足球管理的天津财经大学体训部副主任邱晓德，引用自己正在做的《如何提高中国足球俱乐部的无形资产》的调查报告说，中国足球运动参与者都是几乎没有文化品位的人。

　　他的抽样调查显示，在足球经营人才中，具有本科教育学历的只有25%-35%，大部分经营人才、裁判或者运动员，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天津财经大学今年开始，设立中国首家职业俱乐部经营管理专业，招收35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充分利用该校财经、管理以及体育方面的师资，培养懂经济管理的体育经营人才。

　　就如具有贵族气质的台球运动在中国沦落到乡间露天“一元一局”的摊贩式游戏，足球在中国也成为粗俗以及充满阴谋的骗局。针对大学生的一项调查认为，“足球运动员和社会二流子一样，看他们踢球只感觉是场闹剧”。在中国足球赛场上，频频出现抽耳光、吐口水、摔袖标等行为。

　　邱晓德说，球星欧文的文化品位和绅士风度是赢得球迷的主要原因。欧文关心社会，资助弱势群体以及艾滋病患者。而中国的球员大都是负面新闻，如奢侈消费、酗酒打架等，没有一位中国球员成为中国球迷的偶像。

　　“足协应该引导俱乐部和球员接近球迷，服务社会，而事实上，足协本身与会员俱乐部、球员、媒体以及球迷距离很远，更不可能引导”。

　　在拉美国家，足球被视为道德教化的工具，他们强调民众可以从足球中得到“建设性”的主流品质：健康的体魄、合作精神、减少犯罪率、增进爱国心。而中国，在国际比赛中获胜成为足协的主要任务。

　　在充满功利性的氛围中，“在管理水平、竞技水平、营销和文化品牌建设四个方面中，中国足球只注重竞技水平，就像只注重GDP而不关心教育一样，令足球进步失去基础”，邱晓德非常痛惜，中国的足球管理者、球员和裁判在追逐利益中失去引导和约束。

　　“你给皇家马德里球员100万欧元让他踢假球他也不会答应，因为，他将在后半生中被钉在耻辱的十字架上，一辈子不能翻身”。

　　政治娱乐

　　尽管中国足球没有获得成功，足球运动却成为最自由的新闻报道领域，传媒甚至可以再三的向足协高官指名道姓地发起权威挑战。

　　在10多年间的“斗争”中，足球媒体在足协频频封杀中继续前进。传媒几乎没有约束的自由批评并没有给足球管理带来更多的民主，足协依然坚持自己落后的体制。

　　这令中国足球传媒在充满渲染的赛事报道之外，对足协廉价的嘲讽比诚恳的批评多得多，一个不尊重民意的政府部门被舆论自由痛斥。中国足球在足协的“独裁”和传媒的自由两个极端中，成为一个既政治也娱乐的话题，“政治被娱乐化，娱乐也政治化”。

　　由于足协的官方色彩以及行政属性带来的恶果，中国足球被赋予政权性质的政治含义，足协重视国家队成绩而影响职业联赛的做法，也被视为注重“政绩足球”，如果继续混乱而被“娱乐下去”，将带来更加负面的社会影响，甚至政治影响。

　　一位学者感叹，“不仅仅是足球运动的毁灭，而且将导致政府社会公信力的下降，这种对法制的沮丧将会导致秩序的混乱，正如假球、黑哨一样，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一个社会毒瘤被发现多年而不被治愈，公众容易产生绝望”。

　　这位专家警告说，“此次罢赛的背后是中国足球政治濒临破产的又一标志，如果不从上而下地进行足球革命，那只有中国足球的毁灭，以及球迷的愤怒”，“这已经不是体育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新一届政府发誓建立法制政府，提高执政能力的决心，可以而且应该从一个大众失望的足球运动开始” 。

　　加强足协“执政能力”建设

　　就中国足球而言，对中国足协“执政能力”加强建设的问题、对中国足协在中国足球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失误的问责制度建设问题，都是无法回避和需要抓紧解决的

　　本报记者　于冬

　　“这件事没有最终的胜利者。”北京市社科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名足球评论员金汕对《财经时报》这样评价“北京现代”的“罢赛风波”。

　　“北京现代汽车1.2亿的广告合同，香河基地几个亿的投资、西门子的冠名赞助，再加上北京作为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这个因素，对任何一个开发商来说，都不想出乱子”。

　　金汕认为，中国的足球事业总的来说是不成功的，职业联赛进行了11年，花了那么多钱，但在国际上要名次没名次，要球星没球星，每个俱乐部一年都是几千万元的投入，但现在没一家挣钱的。

　　据《体坛周报》一篇报道，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各俱乐部投入已超过100亿元。事实上，10年职业足球亏掉的还远远不止这个数。而同中国10年前在国际足坛的排名相比：1994年12月，中国队的国际排名还是第40位，但2003年12月却排到了86位。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对《财经时报》指出，“现在，我们的党中央在讨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问题，就中国足球而言，对中国足协‘执政能力’加强建设的问题、对中国足协在中国足球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失误的问责制度建设问题，都是无法回避和需要抓紧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