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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渊
日前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的2004亚洲传媒论坛上，来自欧美、亚洲15国的专家学者对传播宏观理论、传媒实践和教育进行了热烈讨论。
经济全球化发展，世界经济交融程度的加深，催化了国家间传播的相互渗透，有线
电视和卫星传播的问世使得视听传播“世界化”的效果得到加强。发言中，有人批评跨国媒介支配世界传播，强势媒介携其所属国的文化挤压了别国文化，客观上就是“文化帝国主义”。也有人认为，媒介的跨国传播使人们的文化经验越来越丰富，媒介业支持了文化杂交。与其将国际传播看作是摧毁民族文化的力量，不如理解为是一种强化文化互动的活跃因素。韩国圣公会大学新闻传播系副教授崔荣默就认为，韩国流行文化的重要方面就是美国流行文化对韩国传媒文化产生的影响。
法国司汤达大学传播学研究所研究员克罗姆·多米尼克认为，经济、服务和内容的世界化是今后国际传媒的特征。国际传播在对世界重大事件的报道中制造了一种“接近性”，使人们强烈地感受到“现在”和“直接”。法国巴黎格勒诺尔第三大学传播所研究员特斯坦·马特拉说，不要低估个性和忽视文化的特异性。全球化并未破坏地方性，反而丰富了地方文化和文化间互动。他说，应该关注国际传播背后视听工业国际化的问题。国际传播不仅遵循强势支配逻辑，还遵循了商品逻辑。
有与会者认为，真正让人担心的是传播业的商业化，越来越多地受控于资本。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新闻与公共政策中心主任阿利克斯·琼斯说，受资本的驱使，媒体中大量的政治、公共政策报道和其他一些严肃议题的客观报道正在被那些琐事、耸人听闻的新闻和公共关系、辩论所替代。他说，广告是新闻业的主要经济来源。由于收视率和广告竞争的压力，主要新闻机构严肃的新闻报道已经受到危害。
英国西敏大学传播与媒介研究所所长斯巴克斯是全球化理论的坚决反对者。他说，那些宣扬全球化的人从来就没有明确全球化具体指的是什么。现有的任何一种全球化理论均有反例。他说，这个世界在本质上没有什么改变。国际传播由媒介寡头推动，遵循的无非就是经济逻辑，也就是资本逻辑。美国在传媒业中的优势，是以它在资本上的优势为依托的。斯巴克斯说，从世界媒介消费和媒介利润来源看，美国媒介跨国公司的收益更主要的还是来自美国本土。
莫斯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雅索尔斯基说，眼下的国际传播中，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互联网和无线移动通信技术的出现，带来信息传播的巨大发展，对传媒体系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然而，人们在接触新型媒介方面，面临着数字鸿沟的不公平现象。这种不公平广泛存在于地区、国家、民族和个人之间。虽然处于劣势，但发展中国家对未来持乐观态度，其原因也恰恰在于新技术的发展。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曼丽认为，新的时代出现了新的思维、新的战略。信息传播领域也把“控制”从敌对概念转而理解成市场概念。她认为，市场中的强与弱是相对的，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后发达国家同样可以参与市场竞争，可以通过经济实力的增长和技术、信息资源利用水平的提高取得相对竞争优势，最终打破全球新闻流通的失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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