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吴定富：解读中国保险业发展

　　本刊记者 林铁钢

　　在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保险业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重要作用日益被社会各界所认可，广大人民群众对保险业发展的关注和希望与日俱增。为了向读者介绍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最新情况，回答读者关心的有关保险业发展的重大问题，最近本刊记者走进位于北京阜城门东南角的中国保监会大楼，采访了中国保监会主 席吴定富。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独家新闻采访，在一个半小时的采访过程中，话题一个接一个地深入展开。采访人更多地是在倾听，而不是提问，受访人更多地是在叙述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回答问题。更确切地讲，这是吴定富主席长期深入思考的内心独白，展示了他对事业的上下求索精神和对保险业的深深热爱之情。

　　话题一：保险业为什么要求发展，怎样发展

　　吴定富主席首先谈到了按照科学发展观指导保险业做大做强这一战略思路形成过程中的体会。吴主席开门见山，实话实说：就工作经历看，我从事保险的时间不长。大学毕业之后，开始从事的是行政工作，在基层工作时间较长，做过县市和地区的行政领导工作，后来调到湖北省审计局和国家审计署。我是两进保险界，第一次是从审计署调到保监会，后来工作又有调动，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又重返保险业，特别是回到保监会主持工作这一段时期，对我来说是很难忘的。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确定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解决，为保险业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提出了艰巨的任务。通过深入学习和思考，保监会党委统一认识，形成了新的工作思路，就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树立科学发展观，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市场体系建设为基础，为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作出新贡献。

　　中国的保险业与新中国一起成立，开创比较早，但由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各方面都由国家大包大揽，保险职能弱化，保险业停业20多年，直到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才恢复商业保险。恢复之后，保险业发展很快，前十年以平均44.9%的增长速度发展，从1991～2003年仍然以平均近30%的速度增长，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低水平的高速度。所谓低水平，是指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到2003年，我国的保险深度(保费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为3.33%， 保险密度(年人均保费)只有287.44元，这与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差距太远。中国可以说是一个经济大国，GDP的总量在世界排名第6位，而保险深度排名第48位，密度则仅排在70多位。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保险业占其GDP的比重都是两位数。因为我国保险发展的基数比较低，保险需求比较大，就表现为很高的增长速度，实际上我国保险业发展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超过11万亿元，据调查分析，40%的储蓄目的是为了养老、防病和子女的教育。这些需求恰恰是保险应予解决的。保险跟不上，居民的钱只好存在银行。按照11万多亿元的40%，就是4万多亿元，而2003年全年保费总收入为3880多亿元，还不到十分之一，也就是说保险的市场很大、潜力很大、空间很大。保险业的发展是建立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基础之上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保险业，市场经济越发展，对保险的需求越高，保险业如不加快发展，就会拖市场经济建设的后腿。

　　抓住本世纪头二十年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做大做强我国保险业，就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即保险业为什么要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保监会党委认为，大力发展我国保险业，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说到底是为了人们能够更好地生产生活的必然要求，而不是为了保险的发展而发展保险。

　　现阶段保险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做大做强，以满足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所谓做大，并不是简单的规模问题，而是要全面充分发挥保险的经济补偿、资金融通以及社会管理的职能，不断提高保险的覆盖面，促进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所谓做强，也不是单纯行业发展和公司发展的战略问题，而是站在国民经济全局的高度，使我们保险业成为服务业中的支柱产业，造就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坚固的抗风险能力和较高的盈利能力的保险市场机制和现代化的公司制度，以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十六大以来，保险业有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大家的状态很好，精气神很足，全行业上上下下都有这样一个感觉。可以说建设小康的奋斗目标把保险业求发展的热情空前地调动起来了，大家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普遍增强，一心一意谋发展、干发展的劲头非常足。

　　作为监管部门，变化同样也很大。过去我们主要思考的是监管，把依法合规经营，作为监管保险企业的重点。通过学习十六大精神，特别是国务院重新确定保监会职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保监会作为保险行业的管理和监管部门，具有监督和管理两项职能，我们体会到管理也好，监督也好，最终目的都是要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按照这个思路，近几年来我们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监管，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把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把监管贯穿于发展的全过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同。

　　话题二：以改革为动力，促进保险业加快发展

　　吴定富谈到，体制不顺，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不科学，这三个问题是目前影响保险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所以在十六大后保监会提出，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求发展、以结构调整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发展首先从改革入手，那么改革又是从哪里开始呢？吴定富说，我们首先抓国有保险公司的改革，因为三家国有公司在保险市场上起主导作用，中国人保公司占财产险市场份额70%多，中国人寿公司占寿险市场份额也是70%多，中国再保险公司独此一家，垄断着整个再保险市场。十六大之前，国有保险公司的体制改革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没有根本性的突破，目前这几家国有保险公司的体制架构、管理方式、运行机制都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必须从根本上改革。国务院对国有保险公司的改革很重视，提出重组改制、整体上市这样一个战略目标。保监会与国有保险公司坚决贯彻国务院的决定，应当说，我也把很大精力放在国有保险公司的重组改制、整体上市方面。通过两年多的努力，几家国有公司的重组改制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阶段性成果，为建立现代保险企业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三家公司海外上市，共募集资金折合人民币487亿元。这几家公司的改革，其意义远不止是增强了资本金的问题，还为发展增添了后劲，为监管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上市后，几家公司的偿付能力大大改善，按照监管的要求，现在中国人寿达到5.6倍，中国人保为1.9倍，平安集团产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也大为改善。海外上市，将保险公司迈向国际化的进程大大助推了一步，优化了股权结构，为完善保险公司的治理结构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同时因为募集的是外资，使保险公司不仅立足于中国资本市场，而且还立足于国际市场，因而对企业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熟悉两个市场，运作两种资源，同时接受中国和外国监管部门的监管，对于这一点，三家公司在上市路演的过程中，体会非常深刻。虽然在香港和纽约上市，但仍要在欧洲、日本、新加坡等市场“游说”，这使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了中国的保险公司、中国的金融业，同时也为其他金融企业海外上市探索积累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经验，值得很好地总结。同时我们还在推动集团化进程，完善保险资金资产管理运作机制，深化再保险改革，推动外资保险公司发展等方面作了大量的探索和尝试，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次改革的成效会越来越明显。

　　目前改革只是取得阶段性成果，未来的改革仍任重而道远。如果说，第一轮改革重点是在体制上，那么第二轮改革重点则是在转换机制上。下一步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成果，完善制度，特别是几家上市保险公司改制以后，改革的重点是在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机制以及增长方式的转变上。我们正在研究如何按照温家宝总理的批示精神，为真正建立现代保险企业制度、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帮助保险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基础工作。

　　话题三：调整和优化保险服务结构，满足社会和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

　　吴定富介绍，保险在三个层次上服务于社会。首先是服务于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比如农民的风险承受能力比较脆弱，如果遇到一场水灾或其他的自然灾害，已经脱贫的农民马上就会返贫，基本失去恢复生产的经济能力，这时候，保险的作用就可以体现出来。第二是服务于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需要。现在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人们的基本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就对家庭财产保险、健康保险、旅游保险等提出了新的要求，保险服务就得跟上。现在不管哪里出了灾害，与党政领导一起赶到现场的就少不了保险部门的人员，比如今年发生的井喷、游园、大火等特大事故，但遗憾的是最后的赔偿面都比较小，为什么？因为多数没有买保险。这不光是人们的生活问题，而且涉及到社会管理责任问题。第三个层次就是要立足于人的全面素质的提高，在发达国家，人的一生从摇篮到坟墓，保险无处不在，无处不有。所以中国保险业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从国情出发，服从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地区的各种保险需求。

　　现在保险业的服务结构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地方。财产险基本上是以汽车险为主导，而人民群众所需的各类财产险和责任险非常少，责任险占财险的比重才4%左右。人身险的品种也不适应人的多样化的需求。

　　再比如农业保险。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要解决三农问题，离不开大力发展农业保险问题，可我国农险几乎是空白。农业保险的任务很重，农业生产保险、农民养老和医疗保险都是十分紧迫的重要课题。

　　保险与其他行业不同，供需基本是反向的。需要保险的群众，往往得不到保险服务。外国基本上是谁富谁就能享受保险，穷人则无法得到保障。现在中国的保险，也多集中于城市，为收入较高的阶层服务。保险要服从服务于整个社会，就应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我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而保险要以人为本，如果离开了8亿多农民来谈保险，那就没有中国的特色。所以，一定要使保险服务惠及13亿中国人民。调整和优化保险服务结构就要解决好三农保险、公众责任保险、企业年金保险等重大问题。

　　在回答记者关于保险行业怎样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时，吴主席强调，保险无疑要服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要承担这方面的责任，但同时保险公司是商业机构，不是福利企业。保险公司持续发展，首先要考虑盈利。上市公司还要保证投资者利益、股东回报问题。所以保险业只讲经济效益不讲社会效益不行，光讲社会效益不讲经济效益也不行。

　　我们一方面引导大家从思想上认清保险业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保险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鱼水关系。国家不富强，人民不富裕，保险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更谈不上发展。所以保险要干好本行，服务全局。另一方面是在设计险种时，要将两个效益结合起来考虑。现在无论是农村医疗保险，还是种养业保险，完全依靠过去行政办法来运作是不行的，国家承担不了，但是完全依靠商业来运作也不行，企业赔不起。定价高了，农民接受不了，定价低了，公司要亏本。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积极地进行了探索，比如种养业风险比较大的保险，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商业化运作。农民拿一点，政府财政拿一点，形成基金。保险公司承担专业管理这些基金的责任和经营的风险。在河南省新乡市、江苏省江阴市，中国人寿和太平洋保险公司参与农村大病医疗保险，就是农民个人拿一点，政府拿一点，形成一个基金，交给保险公司管理，然后建立一套制度，农民看病超过一定数额的费用可到保险公司报销。保险公司则按政府制定的有关规定审核支付，到年底，超出的部分由政府兜底，节余部分则放在基金里面滚动。这样既解决了农民的实际困难，又节约了政府支出和管理成本。

　　这样做还带来很多正效应。过去江阴一带很多人不知道太平洋保险公司。现在由于大家都到太平洋保险公司报销药费，起到很好的广告效应，纷纷来买别的保单。同时政府也认识到保险公司所起到的作用。这实际是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关系的问题，从眼前看，一些险种可能会赔本，但是一旦你的信誉建立起来，服务水平高了，就会带来无限的商机。风物长宜放眼量，要有长远的眼光，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

　　我再举山西省保监局积极探索煤炭雇主责任险的例子。煤炭行业是高事故行业，过去发生重大事故，有的私人雇主卷钱逃走，把矛盾交给政府，出现“个人发财，政府发丧”的现象。山西是我国煤炭生产大省，维护矿工的利益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山西通过人大立法，实行煤炭雇主强制责任保险的办法，规定煤炭企业招收工人，必须为工人买保险，雇主出一部分，工人也拿一部分，政府补贴一部分，这方面工作正在探索。最近我到北京市保监局调研，太平保险公司正在参与北京市18家医院主办的医疗事故责任险。现在医疗事故的矛盾相当多，医患矛盾十分突出。包括病情误诊、手术失误、服务态度不好等问题。北京市政府非常支持医疗事故责任险的开发，希望通过保险来调节纠纷。保险为经济社会服务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只要尊重这一规律，肯定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开发保险新产品很复杂，特别是寿险产品要根据生命表和市场环境的变化来计算费率。由于我国的保险业起步比较晚，经验不足，资料奇缺，调整保险服务结构的难度是相当大的。但是我们必须坚定调整结构的信心，努力克服人才不足、资料不全、前期投入比较大、风险比较大的困难。大胆探索，勇于实践，按客观规律办事，充分发挥保险无可取代的作用。同时还需要继续发展市场主体，形成有效的竞争格局，逐步解决国有保险公司市场份额过大的问题，最近陆续批准设立了10多家公司，如专门做健康险的，专门做汽车险的，专门做责任险的专业保险公司。相信市场主体的结构调整会带动保险服务的结构优化。

　　转变保险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以往保险业还是粗放经营，存在以保费论英雄的现象，一些公司片面理解做大做强，认为大就是规模大、速度快，强就是增加市场份额，形成垄断格局。坚持科学发展观，必须改变保险业的增长方式，走广覆盖、低费率，薄利多销的路子。做大就是要在提高保险覆盖面，发挥保险各项功能上下功夫；做强的关键是要提高保险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内部管理能力和防范风险的能力。

　　话题四：维护保险资金安全，防范保险风险，切实保护被保险人利益

　　吴定富谈到，在促进保险业发展的同时，必须把防范风险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坚持两手抓，一手抓发展，一手抓风险防范。保险业的风险关键在偿付能力上，保险监管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维护好投保人的利益。投保人投资保险，购买保单，要求保险公司提供优质服务，到时候要按照保单的承诺兑现和回报。偿付能力是保险公司的生命线，必须重点监管，保险公司应及时补充资本金，提足备付金，发生保险责任必须及时理赔，保单到期必须及时兑现，时时保证足够的偿付能力。

　　最近在研究建立保险保障基金制度，主要是用来完善市场退出的。一旦有保险公司出现风险或要退出市场，可以在不动用国家财力的情况下，为化解风险提供有力支持。

　　防范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是维护保险人利益的另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对寿险公司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因为人身险是一种长期险，投保人买保单后，不断续交保费，公司积累了大量的资金，一定要运用，不运用会有风险，当然用不好风险更大。现在保险资金已超过1万亿元，如何运用好这些钱关系重大。保险是两个轮子，一个是保险业务，一个是资金运用。有的保险业务本身并不赚钱，甚至有时要赔钱，靠资金运用的回报来发展。

　　过去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狭窄，只能存银行或买一点债券，资金运用效益不高，但相对安全。要提高保险资金的投资效益，就要开辟更多的投资渠道，现在国家的政策已经放开，难点在于防范投资风险。我们的指导思想是，每一种资金运用渠道打开之前，必须先完善相应的监管措施，不完善之前绝对不轻易出台。

　　在资金运用中如何防风险，第一步是保险公司内部分工要有一种很好的体制和机制，过去是保险公司经理层人员开会定这个钱怎么投怎么用，这种非专业性的投资风险太大，所以先要进行资金运用管理体制的改革。人保、人寿、华泰三家保险公司已成立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走专业化、市场化、规范化运用资金的路子。第二步是公司内部权力、决策、经营、监督要形成一套相互制衡的机制，董事会、监事会要有一套运作机制。在内部制度机制健全的基础上，加强外部监管，三个监管部门密切配合，资金流到哪里，监管机构密切关注到哪里。

　　吴定富最后表示，加快发展保险业、深化保险改革、维护保险稳定是保监会的职责所在，更重要的是国家和人民需要保险更快更好地发展，虽然国务院没有下达明确指标，前进中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但是作为保险行业的监管部门，必须抓住机遇，有所作为。党和人民对保监会寄予很大希望，赋予很大权力，我们必须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我个人来说，如果只管监管不管发展，的确会省很多事，抓改革，抓发展会有很大的风险，但党和人民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我就必须为打好中国保险业发展基础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保险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我自己人生价值的体现。

国家审计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