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维权：社会利益冲突的新药方？_产经动态_财经纵横

集体维权：社会利益冲突的新药方？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9月05日 18:22 经济观察报

　　本报记者黄锫坚北京报道

　　分众社会的利益之争

　　中国社会近几年所发生的社会冲突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这些冲突的背后不再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因素，它们越来越多的是因利益的冲突或对立而起，其基本的目标也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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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利益诉求。这使得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社会逐渐成为一个分众社会，利益主体越来越多元化，由利益的分化带来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也正在成为社会生活中一个正常的组成部分。

　　社会学家孙立平指出，近些年来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就其目的来说理性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如城市中的拆迁、农村中的农民负担、用工单位拖欠工资、失业下岗等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比较多的社会问题其实都是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如何实现公平的利益分配的问题。

　　当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迅速膨胀起来之后，作为当事方的利益主体与它们所求助的制度工具似乎一时间都无法找到解决争端的有效途径。于是在现有的司法渠道无法解决问题时，利益之争中的弱势一方就把上访和诉诸媒体舆论看作最后和最有效的方式。

　　集体维权作为近年社会矛盾中出现得越来越多的现象，从城市业主维权到乡村农民维权，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随着组织化程度的增强，维权的理性化和建设性程度也在提高，它为社会冲突的解决提供了许多新思路。

　　业主集体维权：建立反搭便车机制

　　房地产业是近年来推进城市经济的发动机。它不但聚集了巨额财富，也是矛盾冲突的多发地带。

　　因撰写“204条”购房合同范本在全国房地产界闻名的秦兵律师，认为过去一年来业主集体诉讼已经取得许多成果。

　　关于集体行动，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有许多经典的解释。这为业主维权提供了许多启示。秦兵借用奥尔森的理论说，一般情况下大家认为，很多有相同利益的个人为了大家各自的利益会组织起来采取共同的行动，例如消费者会组织起来反对企业的欺诈、劳工会团结起来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学生会因饭菜质量低下共同采取罢餐行为、业主也会因为受到物业公司的盘剥采取一致行动将物业公司赶出家园，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并不多见，甚至在中国是非常少见的。有时即使在报纸上看到一两条集体行动的消息，大多数也是以失败而告终。

　　集体行动如何才能持续下去呢？研究者认为有可能采取三种方式：提供不对称利益、进行正向激励与采取反向激励。秦兵的观点是，必须建立“反搭便车”机制。

　　目前北京等地集体维权的新特点是，维权领袖获得商业回报。秦兵说，“有的维权领袖就在社区里开有商店，他可以把社区正义和自己的商业利益高度结合。

　　“我们的社会的最佳状态，就是让正义的人成为富翁。这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向往正义，如果每个维护正义的人都破产，流离失所，就没有人去做这个事情了。”秦兵说。

　　过去许多维权活动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维权小组的代表们是无偿工作。因为集体诉讼往往要求参加者极大的投入，比如从开始到启动诉讼，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如此漫长的时间里，谁能免费为大家服务一年呢？几乎没有。所以，现在秦兵参与设计的集体行动，工作人员都是有工资的。

　　建立内部报酬机制，是必须的，机制的核心就是反搭便车行为。秦兵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某楼盘业主维权，开始共有三百多户参加，当说到付费时，大部分人走掉了，只剩下十多户。集体维权胜利后，这十多户得到的赔偿是其他人的两倍多，多得十几万的赔偿。

　　“目前的维权活动也越来越向专家化发展，其中积累了大量的专业知识。比如，有时候要把一个社区分布在全世界的1000多人组织起来开会，这个事情无比复杂，组织成本巨高。”秦兵举例说，如果一个会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6个小时，他们要设计100多个细节。没有这些细节，这个会就会流产，根本没有效率。大家从四面八方来，你说一句，我插一句，说完就到中午吃饭了。

　　目前业主维权的会议议程已设计得非常精致了，既能保证有意见的人都能发言，又不会把会议议程搞乱。“6个小时，360分钟，几乎每隔三四分钟就有一个小细节。每一步要极度精确的控制时间。如果不精确控制，95%会失败。”这100多个细节，是秦兵和他的团队六七年的奋斗成果，吸取了无数的失败教训。

　　作为律师，秦兵可以做的，就是把大家组织起来，通过法律的手段，和平地解决这些问题。“集体行动的核心，是使大家能够步调一致地向前进。实际上是一个委托过程，一万人委托一千人，一千人委托一百人，这个过程需要法律来界定。比如匿名委托，实名委托。这些制度，中国都没有。我们只能按照合同法的委托合同，一步步建立这些委托机制。”

　　“我们的办法就是签协议，付费。契约精神的培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靠利益激励。签字，代表契约。付费，代表商业精神。”秦兵总结。

　　秦兵希望让更多的律师意识到，集体行动可以成为一个业务领域。集体谈判是一个争议解决机制，其间的智慧、经验需要摸索和积累。

　　农民集体维权：

　　从依法抗争到以法抗争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于建嵘博士过去5年来一直关注中部地区农民维权活动，他对群体维权有许多深刻的分析。

　　“农民维权活动改变了我们这些学者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话语。有人说去年是‘维权年’，其实农民已经有10多年的维权活动了。他们的行为框架就是以法抗争。依照法律来和基层政府斗争，这是以前没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高喊，要民主要自由，但农民告诉你，那些东西太遥远了，我要的是法定的权利。”

　　“农民从最初烧政府房子开始，逐渐走向理性的抗争。你收税费，我也不和你吵，我拿着高音喇叭跟着你走，我宣传的是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于建嵘称之为“依法抗争”。

　　于建嵘总结说，近十年来，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在1992年以前，农民的多数抗争可以大体归结为西方学者称之为“弱者武器”的“日常抵抗”形式，这种抵抗主要以个人为行动单位，因而不需要计划或相互协调，利用的是隐蔽的策略，以不与权威发生正面冲突为特征，是一种有关个人直接利益的“机会主义”抗争。

　　而自1992年至1998年，农民的抗争可以归结为“依法抗争”或“合法的反抗”这类形式，其特点是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来对抗基层政府的土政策，以上级为诉求对象，抗争者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上级。采用的方式主要是上访，以诉求上级政府的权威来对抗基层干部的“枉法”行为。它一般以具体的“事件”为背景，主要是一种有关集体具体利益的抗争。

　　自1998年以后，农民的抗争进入第三个阶段，即“有组织抗争”或“以法抗争”阶段，出现一种旨在宣示和确立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政治性抗争。于建嵘说，在他考察的地区，农民减负组织已开始从村、乡镇走向全县联合，农民把这个横向联合过程称为“联网”。这是农民由直接对抗，转向与县乡政府有组织协商对话方向发展的重要表现。

　　过去半年，于建嵘带领的一个课题组，对中央某媒体观众电话声讯记录进行了专项统计分析。该课题组认为，农村土地纠纷已取代税费争议而成为了目前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焦点。这份研究还表明，随着土地纠纷的增多，群体和组织化的抗争，已成为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新特点。

　　法治社会是一种妥协社会

　　应该建立什么机制来解决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出现的冲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需要社会走向法治。在法律框架下，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利益冲突。

　　贺卫方认为，法治的社会和民主的社会都是一种妥协的社会，各种不同的力量之间的确利益不同、诉求不同，这时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而是要妥协。过去，争取民主的人往往把民主当作一种要通过抛头颅撒热血的方式获得的价值，而敌视民主的人又视之为洪水猛兽，必须要通过激烈的方式加以压制，这样就导致社会中间很难获得一种大妥协。

　　孙立平也认为，因利益而起又没有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冲突是一种相当理性化的冲突，这样的冲突目标是现实的利益，通过制度化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就有了可能性，让步和妥协也就成为可能。

　　针对农民集体维权事件，理论界目前存在不同看法。一种认为，农民领袖现象是对现实体制的冲击，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所在，必须进行坚决的打击。另一种则认为，这恰恰是村民自我利益的觉醒，应该积极地培育这些体制外力量，以便建立民间与政府谈判的机制。

　　在于建嵘看来，对待这类事件，最为现实的方法就是，在树立国家权威的同时，以整合地方政府和村民的利益为前提，将那些体制外的组织力量纳入到农村基层政权的运作之中，实现政治整合。其中，首先要做的，就是通过国家立法设立能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它可以是个社会整合组织。“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农民，更没有理由害怕和防范农民。”

　　现实中的案例也从侧面支持了这样的观点。2004年4月上旬，于建嵘带领湖南师范大学的几位学生，再次深入湖南衡阳县进行了跟踪调查。在这次调查中，他们发现：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当地渣江镇新的领导班子改变了以往对待农民抗争的打压做法，转而采取沟通协商的方式来缓解农民与基层政府的矛盾。他们将“减负代表”视为可对话的对象，主动与他们沟通协商，缓解了矛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农民利益代言人”也开始主动帮政府做一些工作。

　　这当可视作社会冲突走向理性解决的一个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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