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姜洪桥 北京报道
“鸟巢”的设计方终于开始表明自己的态度，但却不是一次公开的表态。8月20日，几位建筑界专家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没有邀请任何媒体参加的论坛，论坛上几个一直以来回避媒体的主要当事人——鸟巢方案的中方设计师和顾问仔细解释了鸟巢事件的来龙去脉，并对媒体的报道和眼下认为鸟巢方案是崇洋媚外的观点提出强烈的质疑和反驳。
有很多人都认为，鸟巢事件是由本世纪初开始的关于中国建筑师如何应对西方冲击论战的一次高潮。但是由于鸟巢设计方的缺席，这场论战实际上演变成为一个没有反方的讨伐。而反方不参与论战的原因已由参加8月20日论坛的一位当事人揭示出，“假如从技术上来讨论，很多事情都可以说明白，但问题是现在建筑批评的方式和气氛不对，很不理性。”
事实上，从国家大剧院开始的争论始终围绕着颇有高度的概念进行，主流舆论或者指责中国建筑师不够成熟，或者批评大剧院和鸟巢是崇洋媚外。这种情绪化表达以压倒性的优势影响着舆论，甚至使得原本积极参与论战的建筑设计师徘徊不前，不愿意将论战继续下去。
论战始末
“要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洋建筑师”，面对几十家媒体记者，身为开发商的潘石屹在其又一个由国外建筑师设计的SOHO.尚都项目的发布仪式上先后三次强调。但是与潘石屹本人的热衷相反的是，参加发布仪式的建筑设计师们却对此毫无兴趣。原定在发布仪式之后举行的设计师沙龙被突然取消，设计师中的一个主要人物也是鸟巢方案的中方主设计师李兴钢没有出席。其实，李兴钢本人在之前电话联络中已经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SOHO.尚都的澳大利亚籍设计师彼得.戴维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鸟巢的争论问题表现得不以为然，只是称，“这种争论在每个国家都存在，而且今天讲这个问题不太合适”。记者在询问建筑设计界多位人士时都获得了类似的答复
如果说李兴钢刻意回避情有可原，为什么与鸟巢毫无利害关系的设计师也是小心轻放？在8月20日的论坛中，一位专家指出，“可能是人为的因素以及其他的政治因素多了一点，所以使整个批评变成一种声音。开始的时候好像也是一边倒的一种消息，后来又变成另外一种一边倒的消息，我觉得带有很强的不严肃性和不冷静。”不知是否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截至目前为止，鸟巢方案的国外设计方还没有做任何解释和说明。甚至与鸟巢的中标方合作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崔恺在最初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表示怀疑鸟巢的安全性，并且称与外方合作并不愉快。事后，崔恺解释，“我们都是在漩涡当中的人，所以有时候晕头转向。”
事实上，在建筑界内部关于鸟巢的争论刚开始很激烈，最终让建筑师晕头转向的是变幻莫测、非此即彼的舆论浪潮。
从2000年6月上旬开始，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方案中标前后不久，所有媒体都是通篇溢美之词。有趣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外媒体和建筑师对安德鲁的设计提出了质疑，英国《建筑学评论》评安德鲁的方案，标题是“无法无天”。此后，国内媒体开始把矛头对准了国内建筑师。2001年5月，《北京青年报》刊登《中国建筑师该醒醒了》，2002年12月《南方周末》刊登《中国建筑师缺乏修养？》这两篇文章，立刻激起了国内建筑师的强烈反弹，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郑光复为此撰写了《拂去泼在中国建筑师身上的污水》，在网上被广泛转载。
类似情绪化的表达在2003年达到了高峰，2003年8月23日《文艺报》发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黄河清的文章《应当绞死建筑师？》质疑库哈斯的央视新楼建筑方案，文中称，“出于孤陋寡闻，我是在8月1日杭州的《都市快报》上看到了中央电视台公布新大楼方案的一张图片和一块豆腐干大小的一百余字介绍。尽管图片是该方案最佳角度的效果图，但我还是看出这是一个歪七斜八的建筑。”
如果说国家大剧院和央视新楼方案之时的论战和交锋主要是在媒体与建筑界互动产生，那么2004年“鸟巢”事件则让论战普及到全民的地步。尽管这次联名上书反对国外设计方案的两院院士相比于国家大剧院少得可怜，只有10人，但是国内的媒体却给予了强力关注，在近几个月中任何关于鸟巢事件的重要进展都被列为各报的头版关注对象，并且倾向性发生明显转变，几乎一边倒地倾向于反对崇洋媚外并且首次把政府作为质疑对象。
概念的背后
对这场从1999年开始的论战，这次争论从本世纪初开始，历时超过3年，涉及范围从国外到国内，从事件当事人、建筑专家到普通网民，观点众多，意见杂陈，规模空前，很多人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厚土机构主席林少洲认为，很少有像中国这样开发这么多的建筑却没有自己的建筑文化传承，这是民众建筑意识的首次觉醒。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吴耀东教授说：“这可以说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而它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思考。中国的建筑设计师很少，每天都处于一种生产状态，没有时间思考，论战让所有人进入思考的状态。”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建筑师经历了四次外国建筑师挑战的浪潮。第一次浪潮出现在50年代，受当时“苏联”建筑的影响，国内建筑界追求建筑的“民族形式与社会主义内容”，以北京十大建筑为代表。第二次浪潮是文革后70年代末出现的“民族化与现代化”的追求，其实是第一次浪潮的回潮和复演，以毛主席纪念堂等作品为代表。第三次浪潮是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各种西方建筑思潮进入所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中国建筑进入迷惘、彷徨与多元化探索阶段，出现了“京派建筑”与“海派建筑”等不同的建筑走向。吴耀东认为，这次论战属于第四次浪潮，是应对外国建筑师大量进入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可以简称为中国建筑师“合作与自我革命”阶段，此次浪潮远比前三次来得剧烈、深远和持久。
但是吴耀东又说：“我反对没有科学精神的论战，很多评论是在不了解方案的基本情况下就匆忙做出来的。我们需要关注事件的产生过程、产生机制和产生背景，而不是单单把关注的焦点指向设计方案。”有建筑专家指出，可以随意上升高度的概念争论忽略的关键是，在技术层面上，中国和发达国家有着明显的差距。国内的专家何以凭自己的经验来评判国外建筑师方案的技术可行性？
吴耀东认为，在建筑的形式问题之外，还有更多其他的建筑课题需要关注：文化、环境、可持续发展、绿色、节能、材料、技术、功能、工艺和细节做法等等。没有基础技术的吸收与进步，形式的创新无从谈起。中国建筑师对建筑文化层面或曰风格层面的过分关注，阻碍了建筑实施能力与创新能力的提高。
长达近四年的争论基本上是围绕建筑的概念进行的讨论，争论激烈的时候则上升到政治和民族尊严高度。很难确定，在这顶帽子底下，可以容纳多少利益、立场和学术观点？在这种高度上，事件当事人有多大胆量来面对情绪化的评论与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