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体改：改“环境”还是改“产权”_产经动态_财经纵横

医疗体改：改“环境”还是改“产权”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9月03日 10:26 人民网-国际金融报

　　国际金融报实习生郑莉莉发自北京

　　编者按

　　随着中国私营、中外合资合作、股份制医院的发展，医院产权改革被提到日程上来。据悉，卫生部制定的《医院体制改革指导意见》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出台，该意见规定，在政府所属医疗机构中，国有资产的持股权不低于51%，这意味着社会资本将被允许进入公立医院。

　　产权改革能否消除现有医疗体制的诸多弊病，能否真正提高医院的竞争力，这自然需要时间的检验；但就眼下来说，对于医院产权改革是否是医疗体制改革的趋向，各界仍颇多争议。

　　事实上，医疗改革面临的问题是宏观效率和微观效率的问题。微观效率延伸到院长一级，院长如何能通过激励机制按现在这套企业管理的方式来运作，这个问题其实牵涉到的是医疗政策这个宏观层面上，然而目前医院仍是在事业单位这个体制框架上运行

　　8月20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大-辉瑞中国医院管理高峰论坛上，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和医院内部管理所遇到的机遇与挑战又一次受到业界的关注。

　　北大国际MBA美方院长杨壮：

　　医院管理问题重于制度问题

　　从今年3月开始，来自北大国际MBA美方院长杨壮带领着专题项目组就医院管理和人力资源问题，对北京、上海、广州14家主要医院进行了实地调研，就医院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对医院不同阶层的工作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据悉，这是国内首个建立在大规模访谈基础上的针对医院管理和人力资源现状的大型调研。

　　杨壮表示，调查分析报告中显示，医院当前存在的三大主要问题是，医院管理问题，员工激励问题和政府卫生政策问题。北京医院的管理问题相对严重一些，“分配大锅饭”这个负担对北京医院造成的影响很大。上海医院面临的体制和环境约束相对严重，管理状况是最令人满意的，医院生存的压力相对较小。广州在医院管理问题上反映也较强烈。

　　他介绍，调查得到的初步结论是，北京、上海、广州的医院在管理观念上做法有许多差异，但医院最重要的问题还是管理问题。如果不迅速改进政府卫生政策并解决医院体制问题，提供优质服务并建立科学绩效管理等问题是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的。医院管理的核心问题是改革医生的工资制度并在医院内建立有效的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医院员工最大的需求是在事业上有发展平台并得到较高的工资福利待遇。

　　他说，出乎意料的是调查中，很多人认为提高医院效率的关键是引进股份。但其实提高医院效率最重要的方法是培养造就一批专业的医院高层管理人才并建立一个选拔优秀院长的机制。杨壮坦言，“在当前的体制下，医院能达到一个激励机制，这个作用要远比引进股份制有效。”

　　他认为，当前政府的卫生政策问题其实是一个环境问题，医院的管理问题是一个管理问题，医院的体制问题是一个制度问题，医院环境、医院体制、内部管理这三个环节要连在一起同步进行，在医院改革过程中是离开不了这三个问题的。调查结果证明，这个理论框架是对的。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

　　政府对医疗改革没有明确目标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表示，从去年发生非典以后，医疗问题就成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此前全国上下没有意识到医疗问题，在国际上，中国医疗的现状也没有引起关注。去年非典对医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因为把原来的局部问题变成了一个宏观问题，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她透露，目前政府对医疗改革并没有明确的目标，从根本上是没有理解医疗的基本问题。第一，医疗是不是基本源泉。她说：“如果医疗是基本的源泉，就跟贫困人口一样，一定要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那么政府就必须担当起这个责任，市场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市场解决的是效果，是资源配置的效益，市场不能解决公平的问题。”

　　第二，公立医院的走向。现在主要承担整个社会医疗服务的是公立医院，而政府现在还很迷惑公立医院的走向到底是怎样的。卫生部即将出台的政策也正在修订中，国有医院的产权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李玲说，“下一步怎么办似乎还没有答案。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一些具体现象，比如看病难，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这些是我们改革20年来积累的问题，20年的改革打破了原来的环境，过去那套完整的医疗保险体系被打乱了，而现在还没来得及建立起来。”

　　她称，事实上，医疗改革面临的问题是宏观效率和微观效率。微观效率延伸到院长一级，院长如何能通过激励机制按现在这套企业管理的方式来运作，这个问题其实牵涉到的是医疗政策这个宏观层面上，然而目前医院仍是在事业单位这个体制框架上运行。

　　院长代表：

　　政府应改善医院宏观环境

　　北京某医院院长表示，政府目前在医院几乎没有什么投入了，但政府不是要解决投入多少的问题，而是要解决改善宏观环境的问题，药品的中间环节问题。现在药品在医院已经没有什么利润了，因为药品的检查费用和物流费用成本很大，医药要在这个环节里承担成本，这个压力就放在医院上。

　　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吕玉波认为,不能用一般国有企业改革的办法去改革国有医院，因为医院的功能不一样。私人资本进入后，它的最终目标是盈利，最终会体现在医疗收费上，这与建立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以预防为主、降低居民发病率、降低全社会医疗费用支出比例的最终目的并不统一。

　　会上，许多医院的院长代表都认为，政府在医疗服务上的定价偏低。广州某医院院长提到，医疗服务的成本是无法预算的，因为医疗服务的成本包含风险技术含量、劳动成本等，政府没有考虑关于服务价格体现的是医生的劳动价值。关键不是说要收多少钱，而是政府能提供多少，要负责多少，医院不可能把这些负担全部转交到医生转交到医院病人上。

　　会后，记者在与各大医院院长交流中得知，他们希望，在医院的改制问题上，政府应该出台改善宏观环境的政策。

　　中国模式曾创造奇迹

　　李玲介绍说，从历史的经验上，中国在医疗卫生上曾经创造过奇迹。从1949年到80年代，曾经有一套很有效率的系统，我国1949年的时候，人均寿命是32岁，到1978年的时候就已经到达68岁，当时有一个口号叫“爱国卫生运动”，把卫生和爱国联系到一起了，这是一个政府强有力地推动的全民卫生运动，大量的资源投入了公共卫生。尽管寿命提升的水平还很低，但这个成果花了非常少的资源。

　　从80年代到现在，虽然政府的投资降低了，但我国的医疗资源在总量上还是上升的，尽管相对比例下降，整个社会的资源投入增速还是非常快的。这是因为个人的负担加重了，医疗费用增加非常快，但结果是，从1982年到现在人均预期寿命只增长了3岁。并不是68岁就是一个极限，在其他国家，澳大利亚、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它们在相同水准上的增加远高于中国，包括婴儿的死亡率也下降得比较大。

　　现在，各种新的疾病增加非常快，过去被消灭的流行病又回来了。李玲说，“从这点看，我们应该反思一下，这20年实际上我们走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因为政府投资下降以后，医院就得去市场上找钱，从人均寿命和婴儿死亡率上看，效果并不好，这和整个经济发展环境的破坏，水资源和空气的污染虽然有关，但都不是主要的原因，虽然医疗还是起一部分作用的，但并不完全是医疗体制造成的。”

　　她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转轨过程中，政府没有起到作用，市场的作用也没能出现效果，中国处于一个中间地带，医院既要承担政府压力，又要面对市场问题。在转制过程中，忽略了公共卫生，我国的药检和食品检查部门只有100多人，而美国在这方面的检查部门达6000多人，政府在公共卫生方面显得非常薄弱，对这方面的投入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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