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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奶业陷入怪圈 中央起草意见规范发展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8月16日 11:19 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奶业今年以来的寒暑表明,处于小农经济模式下的广大中国奶农,依然是市场之欲与计划之手轮番拨弄下的牺牲品

  中国奶业的治乱循环又开始了。

  2004年8月5日,备受关注的安徽阜阳奶粉案件一审宣判,被告人李新道被判处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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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刑8年。这件“导致中国奶业出现行业性亏损”的事件,终于如多人所期盼的那样,划上了句号。随之而来的大批资金和奶业项目,又在各地纷纷上马。其中,河北省“千万吨奶业计划”的出台,尤为典型。

  与此同时,河北省的一些奶源基地,在经历了6月的奶农倒奶事件、7月的卖牛杀牛之后,一些奶场承包人在8月纷纷走向破产,大批奶场以关门告终。

  与其他行业一样,中国的奶业,也陷入了“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

  阜阳奶粉事件以来发生在全行业的萧条就是典型例子。而下一次治乱循环的伏笔,就埋在这又一轮的投资狂潮中。

  奶农破产之惑

  2004年8月5日一大早,河北省宁津县纪昌庄乡白尺口村农民王静轩,呆坐在他“宁津县兴源奶牛场”的办公室门口,抽起了烟。宁津县是河北省石家庄市周围的奶源基地之一,近几天,附近村子奶场关门的已经很不少。

  昨天,他将这个奶场里的280头奶牛全部遣送回养牛的农户家,如今,整个奶场已经空空荡荡。

  用通俗的话来说,王静轩的奶场,是整个破产了。连同购置奶场的土地资本20万,加上买设备、建牛棚牛舍时的现金投资8万元,王静轩自2002年3月1日投资这个奶场至今,总共亏了28万元整。

  这个白尺口村原来最富的人,眨眼之间,成了穷光蛋。他今天准备到村里的砖厂给人“管生产”去,一起投资奶场项目的另一个村民嘲笑王静轩,“一下子从老板,变成打工的喽!”

  发生在王静轩身上的事,在河北省不是个案。自6月以来,作为乳业下游的河北省部分奶源基地,奶牛养殖市、县的奶农、奶商们在频频上演倒奶乃至卖牛事件之后,终于承受不住赔本的压力,大批奶场终告关门。整个奶业链条的基础环节上,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萧条。

  只是王静轩不明白,这个“政府支持、企业欢迎、奶农受益”的奶场项目,自从2002年3月1日上马以来,即便是在市场行情好的2002年和2003年,也并没有为5个股东赚到几分钱。如今,倒霉的为什么只能是自己呢?

  在许多报章对农民的损失予以关注的同时,许多专家亦纷纷撰文指出,奶业有其特殊性,夏季是奶业淡季,倒奶现象并非个别;几个奶农破产,也纯属正常的市场现象,不必大惊小怪。企业投资一旦不慎会破产,奶农一哄而上,追逐利润,对于其后果也应有充分的承受能力。

  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所谓市场的选择中,王静轩们又有多大的选择余地?发生在今年的市场波动,难道仅仅是一件阜阳奶粉事件的余波所及?作为孤立的个体王静轩,当然是市场的一个选择者;但是千千万万的王静轩们站到一起,与市场后面的主导因素,就有了必然联系。

  奶业投资之欲

  王静轩们的奶场热,源于奶农的养牛热;奶农的养牛热,源于当地奶站的投资热;奶站的投资热背后,是奶业行业整体的投资热潮。

  近年来,全国各大奶业巨头纷纷处于急速增长、快速膨胀的过程中。伊利股份、光明乳业、新希望集团、娃哈哈、维维股份等奶业巨头,纷纷以重金投于乳业。三元乳业、三鹿乳业正在申请股票发行,完达山集团一度搁浅的上市计划,也开始重新启动。

  透过国内奶业第一、第二巨头伊利乳业与蒙牛乳业几年来的发展历程与恩恩怨怨,几乎可以窥见这场行业投资的硝烟,已经何等弥漫。

  1999年7月,时任伊利集团副总裁兼冷饮事业部总经理的牛根生,带着从伊利分得的一笔资金及冷饮事业部9名核心人员,另打江山。不久,由10个自然人共同注册1000万元的一个叫“蒙牛”的乳品公司,在伊利身边悄然诞生。

  蒙牛设立当年,销售额就达到4000万元,2002年增长到21亿元,在全国乳品行业中的排名由第1116位上升至第4位。自蒙牛成立以来,其增长率远远超过同行,在刚刚过去的三年,蒙牛的复合增长率高达137%。

  2003年度,蒙牛实现销售收入40.7亿元,净利润2.3亿元。按销量计算,2003年度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液态奶生产商,而此时蒙牛成立还不到5周年。在中国乳业资本第一轮角逐中,伊利的产销量已从第一位退至第二位。

  而石家庄市地方诸侯三鹿集团,发展速度也是惊人。“八五”期间,三鹿的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40%以上;“九五”及“十五”以来,年均增长速度均在30%以上。2003年实现销售收入53亿元,利税4.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2.6%、28.6%。

  如此快速的增长速度,大量的行业资金要向何处去?

  自然是扩大规模,膨胀式发展。首先就是在各地上加工厂。加工厂的地址选择,又以靠近奶源基地为佳。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2002年至2003年度,作为全国三大奶源基地的河北省,各地形成了争上奶制品加工厂的格局。河北各地的地方政府,也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拥抱这股炙手可热的资金热流。

  奶业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不可能在短期内出现奶源的急速膨胀和奶牛数量的剧增。正是因为奶源有限,河北省的奶业竞争首先以奶源争夺战的方式打响。除去三鹿以外,蒙牛,光明,伊利等巨头纷纷到河北抢奶源。一个乡镇建四五个奶站,分别向不同的乳品企业供奶,这加剧了鲜奶收购市场的无序竞争。

  王静轩的奶场,正是在此时上马。

  无序竞争带来了各种虚高症状:一头奶牛的价格接近2万元;一头母犊转手就能卖到5000块。对于追逐利润的农民而言,如此的暴利机会,几乎等不及他们选择。河北各地一时出现了各种养牛专业村、养牛小区,甚至养牛新名词,诸如“招商引牛”、“新型奶工“、”奶牛淋浴“、奶牛自助餐”等亦应运而生。

  而此时,虚高背后的危机,也正若隐若现。

  行业投资过热带来了虚高利润,虚高利润进一步刺激了投资。但是,高速增长的背后,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整体崩溃的隐忧就无时不在。今春阜阳奶粉事件发生,顿时让整个行业降到了冰点。

  冰点中,首先是乳品企业的销量锐减,以销定产带来了加工厂限产。设在河北各地的加工厂限产之后,各地奶站纷纷降低奶价、品级,农民的厄运开始了。

  先是奶价出奇的低,后来是一等品成了三等品,或者干脆就以“有异味”拒收。

  夏季炎热,牛奶储存无方,倒奶势不可免。卖牛杀牛,破产抵债,紧随其后。

  即便没有阜阳奶粉事件,奶业的这种虚高症状就像发烧一样,自然也会降下来。农民破产的背后,看似偶然,实则是行业无序竞争的恶果。

  政府扩张之手

  行业冲动若无政府之手相助,其效不会如此迅速而明显。

  2004年8月4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位于三鹿集团总部的河北省奶业协会,协会会长贾树刚刚刚完成了一份奶业调查报告。在这份《关于我省奶业发展形势及建议》中概述道,“省奶业发展出现了大好局面,之所以有此局面,概括起来有四大原因”,其中第一条,就是“政府重视”:

  ……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抢先在全省成立了奶业发展指挥部。由主管农业的副市长任总指挥,有关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下设奶业办公室,明确各单位责任,“纳入目标管理”。

  唐山市政府,提出“尽快把唐山建成全国第一奶业大市”。制定《唐山市奶业发展规划》,到2007年,实现百万吨牛奶,奶牛存栏40万头,建成全国第一奶业大市;市、县(区)分别制定了从占用土地、提供厂房、流动资金、减免税费,到奖励有功单位和个人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廊坊市为落实市政府出台的《加快畜牧业发展的意见》,在政策上给予了大力支持,规定畜牧业用地一律视为农业用地,不征收任何费用……

  张家口、沧州等市也做出了在政策优惠、资金扶持的类似规定。

  仔细回顾贯穿2002年至2003年的河北养牛热,不难发现,危机其实就蕴含在产业热流中,而奶业加工厂项目的投资热,没有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也不会急剧升温。因为各地奶站的建立和审批权,掌握在各地政府手中。

  纷纷“纳入目标管理”体系的招商引资,已经成为考核当地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

  在意欲“建成全国第一奶业大市”的唐山,蒙牛等国内奶业巨头被引入时,待遇极其优厚。个别地方,比项目,比招商的手段最后甚至化为比优惠的手段。

  “政府的职能定位一定要准确,要干维护交易环境的事,不要介入市场本身。”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农科所的一位研究人员说。

  政府的主要功能,应该是创造和维护外部交易环境的公平性,而非介入交易行为。“零地价引资”等优惠政策,使得从事市场交易的某一方出现了巨额利润。政府此种强烈高调的挑逗行为,不能不成为奶业巨子纷纷到河北觅一段露水姻缘的诱因。

  2004年8月6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河北省畜牧局获悉,河北省常委会近日刚刚研究通过《河北省发展千万吨奶业实施规划》,目前正在最后一次修改当中。

  这一规划,把奶业作为河北省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至2012年,奶牛存栏量从2004年的132万头增加到280万头,奶类总产量从目前的208万吨,提高到1000万吨。

  这意味着,目前占全国奶类总产量13%左右的河北省,在2010年左右,将要达到农业部计划达到的全国3000万吨的三分之一左右。

  有类似规划或者计划的省份,绝不止于河北省一个。

  对于地方的盲目投资热潮,国家有没有政策进行调控?

  农业部畜牧司畜牧处官员陈金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目前,畜牧司正在起草一部关于奶业协调发展的意见,意在规范这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遏制地方的投资冲动。但是对于记者所质疑的效果,陈也说,这是一部指导性的意见,不具备强制效力。

  小农经济之困

  随意性极强的鲜奶等级定价,是此次冲突的焦点之一。奶制品企业与农户签订收购鲜奶合同以后,定价的生杀大权都在公司本身,而奶农则往往无可选择。正如王静轩所说,“说你几级就几级”,缺少第三方的标准。

  陈金强介绍,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痼疾。目前农业部畜牧司正在积极申请第三方检验的资格,争取能尽量规范这个环节。当记者问到,国家目前的工商和技术监督局为什么不能履行此项职能时,陈介绍,因为奶产品的检疫有自己的特殊性,全面进行看来尚不现实。

  表面上看来,确乎是一个检验标准的问题;但背后,却隐含着小农生产的经济模式所淤结的致命伤痕。

  中国的小农经济模式,决定了大规模生产的不可能。为解决几家几户散养带来的标准不统一,管理不方便,以三鹿乳业为代表的公司,带头创建了“公司+政府+基地+农户”模式。正是因为这项模式的示范效果极佳,由中国奶业协会主办的“中国奶牛发展大会”,在考察了黑龙江、江苏、山东等数个省份之后,今年4月将大会地址放在了石家庄,选择了三鹿。其意也旨在推广这项带领农民致富的好模式,好办法。

  但是,面对极强的经济利益,企业与农户之间的矛盾,总会爆发。当矛盾冲突加剧时,靠企业单方面的“自觉”行为,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也就是说,只有农民本身组成的协会,具有与企业抗衡的实力,才能在关键问题上争得利益。

  国外乳品业发达的国家,奶源市场竞争秩序往往由奶业协会维护。奶场主往往本身就是牛奶加工厂的股东,股权相互控制,利益一致,因此协会的功能,主要用于规范加工厂之间的无序竞争。但规范健康的奶业协会在中国成立,谈何容易。

  小生产模式的农户过于分散,农户组织协会的成本过高。国外几家大的农场主组成的协会,几十人足够;而组织相同经济规模的国内协会,其人数也许要到数万人之盛。数万人去协商一项决议,成本之高可以想见。

  另外,农民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短视逐利之特性,往往会导致决议在企业的攻坚下七零八散。退一步说,即便农户组织起来,或者以小数额股本入股乳业企业,仍难以形成足够的抗衡实力。

  中国的小农经济模式,决定了在“公司+农户”的奶业结构中,奶农完全处于被控制的地位,很容易成为可怜的产业牺牲品。也许中国的分散小农模式推广公司加农户的联合,本身就是一项高度危险的行为。

  稿件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 刘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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