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驻华公使评中日两国新闻媒体差别

　　“中日媒体应均衡地报道对方”—日本驻华公使评两国新闻媒体

　　外滩记者　刘小彪／报道

　　中日关系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但“政冷经热”的现象近年来有增无减，两国民众彼此间的“厌恶感”更达到了一个令人忧虑的程度。有人认为，在两国民众 彼此不信任感增强的过程中，两国媒体起到了消极的作用。

　　近日，《外滩画报》(以下简称《外滩》)就“中日关系中的两国媒体”这一话题，在北京采访了日本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中心主任井出敬二公使。井出公使(以下简称公使)今年2月中旬刚到中国履新，这是他自1980年加入日本外务省后首次到中国任职。此前他曾先后在日本驻俄使馆，以及日本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巴黎总部使团工作。

　　《外滩》：作为新闻文化中心主任，您的日常工作是什么？

　　公使：让中国人正确地理解日本；促进两国在教育、文化、体育、新闻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外滩》：您通过什么方式让中国人“正确地”理解日本呢？

　　公使：我们大使馆会通过举办讲座和报告的形式，向中国的记者、学者和普通民众介绍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情况。我们也会通过大使馆的网站，向中国民众介绍有关日本和中日关系的信息。

　　《外滩》：您认为目前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存在偏差吗？

　　公使：我认为，中国人对日本有着非常复杂的印象和感情。中日之间有1500多年的友好交往历史，日本从中国学到了很多东西并进行了消化吸收。在历史上，中日都出现过许多积极促进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友好人士。到了近代，也有很多中国人到日本去留学。有数据显示，在20世纪初，日本就已经有十多万中国留学生。

　　但后来很不幸地发生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事件。1945年后，日本放弃了军国主义的道路，选择了和平与民主的发展之路。此后日本政府和人民就信守着一个强烈的信念：决不做军事大国。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日本政府对此始终予以支持，途径之一就是向中国提供ODA(政府开发援助)贷款。现在中日经贸关系已经非常密切，比如目前日本在华企业共有100万名中国雇员。

　　现在回到您刚才提到的问题，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就是从这么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折射出来的一种非常复杂的东西。

　　《外滩》：您平时主要关注哪些中国媒体？

　　公使：因为身在北京，所以我关注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当然，我肯定会关注表述中国政府政策的《人民日报》，以及报道社会信息的《北京青年报》和《新京报》，还有让中国人了解外国媒体是如何报道中国的《参考消息》。这些报纸都是我自己出钱购买的。我们使馆里还有更多的中国报刊。

　　《外滩》：您对中国媒体的涉日报道如何评价？

　　公使：首先，两国民众在获取信息方面有不少差异。中国民众通过中国媒体获得的对日本的认知，与日本民众通过日本媒体获得的对中国的认知，存在着很大差异。我希望中国媒体能更多地介绍日本在战后对军国主义的反省，以及在此基础上选择的和平与民主的道路。　最近有中国媒体说，日本现在的军费很高，还会走军国主义道路。事实上，战前和战后日本的政治体制差异很大。战前，日本国内民主主义的力量没能遏制军国主义的膨胀；战后，日本建立了一种强有力的保障制度，通过民主制度来对自卫队加以控制。而如果中国媒体不对以上情况予以报道的话，那么中国民众很容易误解当今的日本。

　　我不想批评中国媒体对日本的报道不够客观。我只是想说，中国媒体对日本的报道和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有差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使得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和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产生差异。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家都应该去努力解决。

　　《外滩》：您认为两国媒体报道的差异何在呢？

　　公使：谈到差异，军费就是一个例子。在中国媒体谈论日本军费过高的同时，日本也有一些人担心中国的军费太高。日本军费的各项支出透明度很高，而日本的一些民众则认为，中国军费的透明度不高。谈论军费开支时，应该与世界形势和具体而透明的数据相结合。

　　《外滩》：您的意思是中国媒体对日本的报道不够客观，而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相对客观？

　　公使：我对这个一般化表述无法评论。这个问题需要我们非常认真和慎重地去处理。但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认识和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肯定是有差异的，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外滩》：我仍然不能理解您的意思？

　　公使：我再举一个别的例子。日本民众可以获得普通中国民众获得不了的信息。此次我来中国工作之前，我并没有在中国生活过。我在日本仅仅作为一个普通民众，从日本的媒体获得中国的信息。

　　作为一个普通的日本民众，如今通过日本的媒体可以获得的中国经济方面的信息非常多。日本的主要报纸上每天都有关于中国经济方面的报道，一般的书店也会有很多中国经济方面的书籍。日本民众现在已经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日本来说是有利的。但在文学艺术方面，日本书店出售的仍主要是像《三国演义》和鲁迅先生的著作等中国古典和近现代作品，而二战后的中国作品却很少。所以，日本普通民众对中国以前的文化有一定了解，但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却知之甚少。

　　而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曾上演过山口百惠和中野良子主演的影片，但是当代日本的一些电影却很难在中国的电影院里看到。当然，中国民众可以买到盗版的日本动画片。

　　本来，很多信息是可以促进两国理解的，但中日两国民众通过本国媒体获得的对方信息却各有侧重。

　　《外滩》：您认为日本媒体在报道中国时有什么问题吗？

　　公使：事实上，不仅是日本媒体，其他国家的媒体也都喜欢去报道一些可以引起轰动的、让人吃惊的所谓新闻。一些媒体为了增加收视率或销售量，刻意渲染一些让受众吃惊或者容易挑起受众情绪的内容。如果普通民众每天看到的仅仅是这些东西，那么他就不可能对中国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当然，目前在日本能够看到一些反映中国变化的报道。应该说，日本民众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信息。

　　《外滩》：您如何评论2002年日本媒体对沈阳“日本领事馆事件”的报道？

　　公使：当时我正好在日本。那些日子，日本的电视台翻来覆去地报道一个朝鲜小女孩和她的母亲试图进入日本领事馆，而中国武警却阻止她们进去，所以那个小女孩不停地哭泣。在这个画面反复的冲击下，日本普通观众觉得那母女俩真是太可怜了，她们只不过是想获得“自由和更好的生活”而已。当然，普通观众并不知道画面以外的东西。这件事也让我再次感受到画面的影响力。

　　《外滩》：中日都有学者指出，两国媒体在报道对方及双边关系时，都是“报忧不报喜”。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公使：全世界的媒体可能都一样，都对“问题”感兴趣。而“喜”的方面往往形成不了一个新闻事件。比如中日两国经济现在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是这一点很少见诸于媒体。

　　再比如，日本宪法的第九条规定，要坚持走和平的道路。这一条非常关键，但中国媒体却对此很少报道。而当日本有人说应该修改这一条时，中国媒体马上就会报道。如果经常对此进行报道的话，就会使中国民众误以为，好像日本全体民众都想删改这一条。其实，关于第九条，在日本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媒体应该抓住主流的观点。

　　在此，我要特别强调：我并没有说在报道对方和中日关系问题时，日本的媒体做得很好，而中国的媒体做得较差。我只是希望，无论是中国媒体还是日本媒体，都能够均衡、客观地报道对方和双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