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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到底怎样帮助自己的民族企业才不是“溺爱”？
2004年6月29日，对于一直谋求进军手机行业的创维老总黄宏生来说应该是一个值得高兴的日子，因为他离目标又近了一步。
作为政协委员，黄宏生曾向中国政府多次呼吁“手机牌照向民营企业开放，给市场
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现在终于有了初步的结果：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在6月29日下发了《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第412号文件)，这意味着手机项目投资不再需要进行审批。
1999年1月，信息产业部和国家计委颁布的即所谓后来被业界耳熟能详的“5号文件”，形成了在国内生产手机需要颁发“牌照”的制度。截止2003年3月，CDMA的19张牌照中，除了摩托罗拉一家外资企业外，其余的牌照全都颁给了国内企业。非常明显，此文件的颁布，政府旨在政策性扶持中国手机企业的成长。国产手机的市场份额从4%上升到50%，出现TCL等中国品牌手机——政策保护带来的短期“繁荣”曾让业界人士嘘唏不已。
随着国内通信业的蓬勃发展，“贴牌”、“挂牌”现象普遍。有“牌照资源”但无生产能力企业可以“倒卖”牌照、坐享其成；有实力却无牌照的企业却苦于“曲线救国”或无权生产。外资大企业凭借其强大的资本优势，通过“合资”、暗渡陈仓等手段都已实质性进入中国手机市场，牌照意外地成了国外品牌的保护伞。由牌照制度引发的还有库存过大、手机质量无保障、自主知识产权手机研发受挫等问题。这时候的“5号文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产业竞争，制约了产业的健康发展。
或许，手机行业可以从中国汽车产业那里获得一些启发。据最新消息称，长安汽车2004年上半年销量超过作为“三大”之一的东风集团，跃居全国第三。业内人士指出，国家政策的长期支持使“三大”的市场适应能力大打折扣。热衷于合资、为国外汽车品牌充当组装车间的“三大”，为什么在漫长的政策保护期内竟然没有形成自主品牌的持续研发和生产能力？
政府到底怎样帮助自己的民族企业才不是“溺爱”，才算管得适度？对“孩子”放手越晚，“孩子”的自立能力就越差，这已是公认的事实。
由政府来控制的貌似稳定繁荣的市场秩序是缺乏活力的。虽然适度地放开有暂时失控的风险，但从长远看，由政府监管、市场博弈最终形成的稳定秩序是充满活力的。
有媒体报道，国家放弃对手机生产项目的审批，并不代表手机牌照马上取消和手机生产的“门槛”消失。据信产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所长陈金桥表示，主管部门对手机生产行业产能过剩进行控制的思路没有变，严格的审批方式会让位于更加灵活的方式。这意味着对新文件的具体解释还存在很多的悬念和不确定因素。
得到政策松动消息的黄宏生说：“我们已经向信息产业部进行了确认，但得到的回答是‘手机还在控制当中’，创维暂时还是做不了手机。”看来创维还是要耐心地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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