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业面临第六次整顿

　　

　　

　　回归主业的信托还没迎来春天，再次整顿的厄运却已经降临

　　□记者 钟加勇

　　7月2日，新疆金新信托异地销售的“乳品行业战略并购资金信托计划”到期，但直到7月9日，这个信托计划的所有投资人都未能拿回自己的本金和收益。这直接导致了近200号投资人在代销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分行进行静坐抗议。

　　金新乳品信托事件是信托业第五次整顿之后第一个无法兑付的案例，而整顿后第一个推出信托产品的上海爱建信托则早在今年2月21日，由于受公司大股东“刘顺新因涉嫌经济犯罪被上海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事件的影响，已然身处风雨飘摇之中。

　　同样不能幸免的是，7月6日，青海庆泰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泾生被青海公安刑拘。青海庆泰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涉嫌挪用客户信托资金15.15亿元炒作二级市场股票，浮亏已经达到7.7亿元，已构成重大经济嫌疑案。

　　这一连串出现问题的信托公司频频出境，让时下银监会对信托业正在进行的分类管理工作顿时笼罩着全行业“整顿”的气氛。

　　第五类“害群之马”

　　“我们还没看到有关分类管理的办法和文件的通知，”这是记者采访包括中诚信托和金新信托在内的多家信托公司时被告知的。在这炎热的7月，整个信托行业的59家信托公司，不管是不是有问题或是不是被查出有问题，都必须按捺住心中的焦灼与燥热，耐心等待着银监会此次分类管理交互检查的结果及办法的出台。

　　自从今年4月银监会在全国信托投资公司工作会议提出分类管理后，加强对信托公司的监管，防范信托行业性风险的问题再一次被突显出来。据说，该次在安徽召开的会议，本来是商讨分类管理后有条件地放开信托异地销售的主题，后来却陡然转为针对信托业的一场“监管风暴”，而促使这一转变的直接原因是，整顿后重新注册的几家信托公司已经出现违规操作，造成巨额亏损。

　　随后，从5月份开始各地方银监局按照统一部署，对首批约15家信托公司实行地区换位式的交叉检查。与此前的例行检查相比，银监会这次检查采用了“交叉检查”的方式，即进驻各地信托公司的不是公司注册地的银监局，而是异地银监局，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地方保护”。

　　与此同时，评级分类管理已被提上议事日程，一系列规范信托公司业务的相关法规和制度正在酝酿出台，从而使历经整顿而刚刚踏上坦途的中国信托业面临的形势又变得严峻起来。

　　让信托公司产生“人人自危”担心的是，信托公司害怕自己通不过银监会的现场检查，被划为分类管理中级别较低的门类，进而遭到严厉的监管甚至退出。据了解，银监会将对信托公司实行的分类管理，就是根据信托公司的整体状况，将现有的59家公司分为不同级次，不同等级的公司享受不同的政策待遇。

　　由于评级分类牵动着所有信托公司的神经，业内已经传闻，银监会对信托公司分类管理的雏形已基本具备，大致分为五类：第一类6家；第二类14家；第三类27家；第四类6家；第五类6家。第一类公司会受到政策的优惠，比如每笔信托不超过200份的限制、异地经营等政策障碍都有可能突破，而第五类公司则可能遭遇更严厉的政策限制，比如现在实行的新产品报备制就有可能改为核准制，最后被“摘牌”。

　　这一传言由于分类管理办法还没出台而未能得到银监会非银部主任高传捷的证实，与高传捷一同刚刚推出《中国信托业发展报告》的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执行副所长邢成也表示，结果没有那么快出来，他向《商务周刊》透露：“现在银监会正处于有关评级标准和分类管理办法的制定过程当中，最终分类的结果应该是在2004年年底前推出实施。”

　　在评级结果出来之前，信托公司开展业务时变得十分谨慎，从7月15日《上海证券报》公布的“信托业二季度报告”来看，共有35家信托公司发行并公布了75个集合资金(含财产)信托品种，实际募集资金总计73.1亿元，与第一季度相比，品种数量减少7个，并没有出现预期的快速增长，一些信托公司干脆不做业务，专门应对检查。

　　邢成认为，本来按部就班的分类管理工作，由于个别害群之马的不断出现，引起了外界对整个信托业的质疑，也导致了监管机构对整个行业更严厉的监管。

　　

　　信托业的第六次整顿？

　　以2002年7月18日《信托投资公司集合资金信托业务暂行管理办法》正式颁布实施为标志，“一法两规”(《信托法》、《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信托投资公司集合资金信托业务暂行管理办法》)政策框架下的中国信托业才刚刚走过了两年历程。这两年，被称为是第五次整顿后信托业回归主业的两年。

　　而两年以前人们所说的信托跟现在的信托已经是两码事，前者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意义的信托——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它大量做的都是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所以当时有一句话叫做“耕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同时，当时的信托公司既可以做证券业务，也可以做投行、代理、自营等等业务，因此当时还有一句这样的话形容信托公司的业务无所不包，“银行和券商能做的它也能做，银行和券商不能做的它还能做”。

　　也正是因为“什么都能做”，信托公司成了中国金融业中出了名的“坏孩子”，同时也遭至监管机构对它的多次大整顿。

　　自1979年10月4日，中国第一家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经国务院批准成立至今，信托业先后于1982年、1985年、1988年、1993年、1999年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治理整顿。而在历次整顿的过程中，信托公司的数量也从最早的上千家，到第五次整顿前就只有300多家了。

　　始于1999年的第五次整顿被认为是信托业的一次“脱胎换骨”式的变革，此次整顿的目标就是让信托业回归本业，因此，这次整顿让众多规模小、资不抵债的问题信托公司又一律退出，到现在重新注册的信托公司也仅有59家。

　　“虽然59家不是最后的数，但原则上，不能获得重新注册的信托公司，就不再视为金融机构。”邢成透露，“现在还有一批自称是信托公司的，都是没有批准保留的，因此它再称为信托公司是不恰当的，而如果这些所谓信托公司还推出信托产品，那将属于金融诈骗。”

　　第五次整顿的结束，以“一法两规”架构最终在2002年7月18日完成为标志，此后信托业被认为获得了新生，尤其在2003年，信托业乘势而上，各类信托产品层出不穷：从房地产信托到MBO信托；从外汇信托到法人股投资信托，一个个收益风险特征迥异的信托产品不断地推出。

　　2003年信托业欣欣向荣的景象，几乎让人们忘记了信托业“坏孩子”的形象，许多业内人士和媒体都声称“信托业的春天已经来临”。然而，时至2004年，信托业就已经到处“乌云密布”，“一放就乱，一整就死”的处境再次降临。

　　有接近监管层的业内人士透露，在第五次整顿后重新登记的59家信托公司中，又查出约1/3存在问题，两年的“新生”并没有让“坏孩子”杜绝出现新增坏账比例过高和不规范运作的现象。因此，监管机构关闭了信托公司申请新牌照的大门，而关于信托业面临“第六次整顿”的传言也不胫而走。

　　以“业务创新”之名行“恶意违规”之实？

　　有意思的是，对于这次由分类管理进一步扩大的“监管风暴”，并不被信托业内人士当作是“第六次整顿”。

　　一如当时“基金黑幕”被揭露后的基金业内人士的反应，信托业内人士在记者的整个采访过程中也集体否认整个信托业出了问题，他们认为恶意违规的只是行业内的少数“害群之马”，绝大多数重新登记的信托公司还是合法合规经营的。

　　中诚信托公司董事长王忠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个别信托公司在信托业务的开展中出现问题，这是少数而不是主流，是发展中的问题。”他还强调，要把恶意违规和信托公司因业务创新的经验不足而出现的问题区分开来，前者涉及的是诚信问题。

　　邢成也反对媒体把这次分类管理的监管称为“整顿”，原因是它跟过去历次整顿的方式、原理、程序和内容不一样。他认为，过去历次整顿是“一人得病全家吃药”，全行业都处于停业或半停业的状态，而且主要是以行政指令手段为主，这次则不同，“它是在‘一法两规’框架下，信托业回归本业后在市场化选择的前提下，银监会对监管模式和监管思路上的调整”。

　　从监管的角度讲，确实应该区分恶意违规和业务创新而出现的问题，但有一点值得提出的是，信托公司并不具备天生的“诚信”，而在目前还没有出台《产业投资基金法》，监管制度又尚存缺陷的情况下，信托公司不被限制的创新就等于是“放羊”。

　　中信证券资本市场部副总经理高占军告诉记者，前段时间的信托确实放得比较松，只有200份的限制，而监管机构当时也没有审批，只是备案了事。

　　“当时我们一看这样的结构设计就觉得以后肯定会有较大的风险，因为当时发企业债的时候都非常谨慎，包括主管部门的审批、中介机构的介入和发行的选择等等。”这个整天研究资本市场的博士告诉记者，去年信托集合资金项目很火的时候，他就拿它与企业债做过比较，他发现这两者很类似，只不过集合资金项目以信托为中介，在结构设计上与企业债不完全一样，但本质仍然是一种债券类产品，两者都要有项目，然后根据项目计划这些固定资产用在哪里，回报率怎么样等等。

　　一份刚刚由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完成的《中国信托业宏观发展研究报告》，把当前信托业在经营环节上暴露出来的问题归结为：挪用信托财产、对信托客户承诺或变相承诺保底受益、不规范的关联交易和信息披露、突破集合资金信托200份信托合同的限制、异地经营集合资金信托业务以及风险管理不到位等等。

　　这份由邢成及原全国人大财经委《信托法》起草工作组组长王连洲等人共同完成的报告，把上述问题在性质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恶意违规行为，如挪用信托财产、保证信托收益，对于这类蓄意违规的少数信托公司应予以严惩；第二类是创新或探索行为，即在法律法规没有涉及的领域进行探索性经营，如异地集合资金信托等，这类行为不能简单加以否定；第三类是不规范行为，即法律法规本身通常未作禁止，但也没有详细的操作指引，因而常表现为“钻空子”式的不规范行为，比如信托公司自有资产与信托财产间的关联交易并不被法律所禁止，但是缺乏配套指引。报告认为，这类行为不能简单等同于违规。

　　业内人士认为，从已经公布于天下的“金新事件”、“庆泰事件”、“爱建事件”来看，它们的确处于监管的“空白地带”。这三起事件并没有直接突破“一法两规”限定的信托计划不超过200份等规定，但他们最终都变相挪用了客户的信托资金。

　　因此，王忠民指出，“制度的缺陷和相应的司法解释是监管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有关法规规定，投资金融机构的股东资格必须具备“连续3年盈利，对外长期投资比例不能超过资本金的50%、负债比例在60%以下”这三个条件，但如果仅仅就这三点是没有太大作用的，如果投资金融机构的企业在投资前可能确实3年盈利，但它第4年亏损时，谁能保证它不会要求被控股或参股的金融机构给它输送资金，而《信托公司关联交易指引条例》还没有出台。

　　另外，必要的信息披露、法律法规对投资者的风险揭示义务，在这几起事件中也没有充分体现出来，都是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才暴露于投资者。作为“补课”，中国银监会才分别在6月11日和7月7日连连发布了两则有关信托信息披露的公告，即关于向社会征求《信托投资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和关于向社会征求《信托投资公司集合资金信托业务信息披露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

　　而此前，“信托公司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以及和信托人的一种诚信的承诺，根据信托合同上的约定，在收益分配的环节及合同终结的环节分别做信息披露，并没有统一的模式。”邢成认为，往后相关配套规定将会更多地出台。

　　无论如何，信托公司以创新的名义走在监管的“空白地带”上，造成的风险是不可预知的。而在制度完善之前，是让整个信托业停下脚步，还是严惩信托业的“害群之马”，鼓励信托业大胆创新，同时相信多数信托公司是讲诚信的，这确实是一个监管难题，同时也是一个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博弈。

　　问题金融机构退出在即

　　金新乳品信托事件由于被视为信托业回归主业后的第一个无法兑付的案例，正在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实际上，金新信托乳品计划是一个兑付期较短的产品。一般来讲信托产品的年限都在2-3年左右，因此很多信托产品都还没有到期，一些地雷并没有踩响。

　　由于涉及社会稳定问题，7月9日之后，金新信托向这一计划的所有投资者承诺了一个3个月后结算的方案。但投资者已经不再相信这家德隆控股的公司还能坚守这样的承诺。随后，一个“由交通银行先行垫付”的方案报给了银监会，但到了7月17日，这一方案又被媒体传出没有被监管高层所批准，“理由是不开这个先例”。

　　几乎与此同时，负有国家金融稳定职责的央行最高领导层也连连发表演说，表示要坚决让问题金融机构破产、退出，以防范道德风险。

　　7月13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第五次亚洲论坛上指出，差的金融机构能在金融体系中继续残存，就是对金融稳定最大的威胁，就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而就在7月3日“中日经济高级论坛”上，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即表示，问题严重的金融机构必须及早处置，该破产的就要破产。吴晓灵指出，过去10多年的经验教训表明，一是问题严重的金融机构必须及早处置，否则问题积聚会影响整个金融的稳定；二是要尽早敦促有问题机构的整改，降低社会成本；三是对存款人、投资人只能进行有限度的保护，否则会产生较大的道德风险。

　　业内人士指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央行的两位高层在公开场合对同一问题发表看法，这显示出央行对此的高度关注，同时也揭示了央行让问题金融机构破产的决心很大。

　　实际上，发生在信托公司身上的这一幕只是中国金融行业诸多问题中很小的一部分，对于券商和银行来说同样存在。根据以往媒体的报道，目前已经关闭或出现问题的证券公司已经有大连证券、鞍山证券、富友证券、南方证券、华夏证券、闽发证券、佳木斯证券、新华证券、广东证券、爱建证券、珠海证券等十几家，而银行问题更是不容乐观。

　　《华尔街日报》在报道新疆金新事件时进一步指出，目前中国金融改革的对象主要是坏账缠身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但包括小型银行、证券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处境也并不轻松，它们同样面临着坏账和滥用资金等问题。小型金融机构的这些麻烦不仅仅对那些与它们有交易往来的大型银行构成潜在风险，也可能会危及整个中国金融环境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