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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及全国的用电高峰期已经到来。各地电力部门推出了各种调配方案，鼓励用户“削峰填谷”，以舒缓电力供应的压力。我不懂发电，也不懂送电，更没有深入分析那些电力调配方案。但我知道，供电部门推出的方案越多，细节越复杂，就意味着问题越来越严重，而他们解决问题的路子也越走越歪。
没错，我是说：一方面，我们用不着去了解发电的原理，用不着去了解电力供应为
什么会紧张；另一方面，我们也用不着去了解到底什么人在用电，他们的轻重缓急又是如何。我们既用不着具体了解“供应”，也用不着具体了解“需求”，只要看到“短缺”，我们就能断定：“短缺”是“价格”太低造成的。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让电价上涨。
人们通常的思路是：为什么电力供应减少了？为什么电力需求增加了？朝这个思路走下去，仔细追查，你可以罗列几百条理由。但是那又怎样？真正的原因可能有几千条、几万条。谁也不可能逐一身临其境，更不可能亲力亲为地解决问题，能“牵一发、动全身”的，只有价格。
有建设性的答案是：电力从来都是紧张的！以前大家之所以感觉不到紧张，只是因为价格够高—高得足以让人们寻找替代的方法，减少用电量。可现在情况变了，电的价格相对而言变得不够高了，电力于是就变得紧张了。同理，只要价格提上去，就能马上促使每个人、每家工厂精确地计算他们合适的用电量，并积极寻找替代的方法。
让我说说美国的经验教训。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经历过长时间的能源危机，油品和电力极其紧缺。当时尼克松总统的对策，第一步，也是最错的一步，就是禁止油品价格上涨，取而代之的是层出不穷的行政管制。现在回顾起来，可笑，也可悲。
尼克松颁发“价格管制令”后，油品和电力的“标价”的确控制住了，没人敢违法。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是把问题推向了别的方面。首先就是油站门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这个景象维持了整整十年，直到里根上任后解除价格管制才告结束。
接着，人们开始私下蓄油。开大车去加油，回来用管子给其他小车喂油。偷油的事也接连发生了，于是人们给油箱上锁，晚上还提防小偷。不是防偷车，而是防偷油。为了对付私下蓄油，政府又推出新对策，规定每次加油的份量。
这能缓解紧缺吗？当然不能，队伍更长了。为了缩减队伍的长度，政府提出“单双”号制度：单号车牌单日排队，双号车牌双日排队。可是，队伍的长度并没有减半，为什么？因为邻居和朋友之间开始盛行交换车牌来加油。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政府规定礼拜天不准用车。很多人礼拜天要上教堂，这个规定违反宪法，很快就取消了。政府又规定，一家只能用一辆车，于是，家庭主妇就成了专职司机，从早到晚接送丈夫和孩子上班、下班、上学、放学，而汽油并没有省下来。
与此同时，电力的供应也变得非常紧张。水龙头没有热水，大雪天没有暖气。为了节电，政府花钱购买电视台的黄金时段做广告，宣传节省用电的美德。政府还把中学生组成纠察队，让他们拿着温度计到商场、餐厅和戏院检查，及时举报那些把室内外温差调得太高的用户。
什么办法都试过了，就是难以奏效！尼克松和卡特就是不明白，电力的“全部价格”是由电力的供求决定的，而不以总统的意志和发令为转移。总统有权颁布法令，把电力的“货币价格”压下来，但电力的“非货币价格”必定就上去了。电力的“全部价格”是不变的。
政府既不能跑到某个商人面前，要他不要投资别的项目，马上搞个发电厂，也不能跑到每个人的家里，告诉他们每个礼拜出门多少趟，洗热水澡多少分钟；政府当然也不知道那些商业用电者，到底谁的业务更重要。
也就是说，一旦出现短缺，就不应该走行政调控的路子，而应该依靠市场价格，也只有依靠市场价格，才能切实地激励每个用户精确计算是不是值得再多用一度电；也只有依靠市场价格，才能切实地激励每个投资者精确计算是不是应该转为投资发电业。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电力价格的自由浮动，才是开源节流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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