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华永道“集体怠工”事件愈演愈烈

　　本报记者 李振华 北京报道

　　集体闹“罢工”

　　位于北京光华路嘉里中心的普华永道办公室，数日来人心惶惶，一场劳资纠纷导致的集体“罢工”事件愈演愈烈。

　　刚刚过去的7月8日，是工方代表设定的资方答复的最后时刻，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将集体对抗下去。参加这场运动的普华永道员工表示，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或集体辞职，或继续怠工。

　　至发稿时止，记者尚未收到普华永道方面对此事的解释，亦不清楚公司高层是否给出了明确的处理意见。

　　这是普华永道进入中国市场十余年间，第一次遇到如此大规模的劳资纠纷。虽然此前曾经历过两次类似事件，但均未对公司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在带头“闹事”的人自行放弃之后，形成的同盟瞬间土崩瓦解。

　　不过这一次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运动目前已经持续了两周，而且波及的范围迅速扩大，从最初的北京办事处蔓延到上海和深圳办事处。

　　此次劳资纠纷导火索，缘于从7月份开始的工资调整计划。

　　6月底，普华永道公布了调薪标准。然而，员工们看到薪金调整安排之后，一股失望和愤怒的情绪在普华永道北京办事处上空弥漫。

　　“我们薪金太低，根本无法与同行相比。”一位普华永道北京办事处的员工愤愤不平地说，他们平均薪金大约只上调了10%～20%左右，尤其是级别低的员工上调幅度更小，与其余三大会计师事务所相比，他们感到极度失落。

　　2004年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好年景，中国区业务增长迅猛，每家事务所几乎都大幅增加了薪金，普遍上调30%以上，其中最高的几乎增加40%～50%。

　　而由于业务量大幅增加，普华永道的员工也比去年忙了许多，巨大的工作量让多数员工感到他们的付出与收益不成正比。

　　“我们经常加班，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工作量一点都不比其余三大(事务所)少，为什么我们的收入相差这么多？”前述普华永道员工说。

　　2003年，普华永道如愿以偿获得中国银行高达数千万美元的审计大单，这忙坏了普华永道的审计师们，审计总行的几十名审计师极少在晚上10点之前走出中国银行的办公室，而加班到凌晨三四点钟也是常有的事情。

　　但他们不满的并不仅是长年累月的加班。“普华永道不给员工加班费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实。”一名普华永道审计师说，“而同为四大的毕马威虽然加班费不高，但起码还有。”这也得到了毕马威的一名审计师的证实。

　　7月危机

　　失衡的心理折磨着愈来愈多的普华永道员工，不满的情绪日积月累，终于在6月底的一天集体爆发。

　　6月底到7月初，普华永道的一些员工开始酝酿一个惊人的计划：与资方谈判，迫使资方提高员工待遇。

　　召集计划首先从级别较低的SA2员工中展开，他们是此次调薪计划最强烈的反对者。他们希望所有北京的SA2级员工联合起来形成同盟，与资方展开对话。最初加入的只有数十人，不过规模正在迅速扩大，一些经理甚至更高级别的人也加入进来。

　　7月初，北京办事处上百名员工秘密召开了争取权益的“北京分会会议”。他们选出代表统一部署这场“罢工”计划，并建议组成数个“组”，与人力资源部门交涉。

　　“系统地列出对公司失望的地方，并提出几点希望，在谈判会上向合伙人分组陈述。”一名普华永道员工这样描绘他们的组织工作。

　　他们要求，至少将目前的薪酬提高到同业水平；改变长期无休无止的加班现象，如果加班，必须付相应的加班费；改变不近人情的管理方式，增强员工的归属感。他们还强烈要求成立工会组织，使权益保障长期化。

　　记者就此致电普华永道北京办，负责新闻事项的市场部陈小姐表示，有权发表评论的合伙人周五工作繁忙，无法接受采访，下周将给出解释。

　　普华永道北京办的行动得到了上海、深圳的响应，一封封支持邮件从上海源源不断地传输过来。与此同时，普华永道上海办的一场运动也正在孕育。“深圳办事处不少人已经休病假了。”普华永道北京办事处的一名员工说。

　　不过并非所有的普华永道员工都赞同这样做。一位在普华永道工作多年的员工说，事情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严重，她也不认同“罢工”的说法，“一些情绪化的宣泄较多，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但“罢工”或者说“怠工”对普华永道的影响显然不可低估。

　　2004年是普华永道丰收之年，斩获中行审计大单为普华永道每年带来1800万美元的收入，而其他大单也不胜枚举，如中石油、中联通、海尔、网通和华能等审计费都有数百万美元。在中国区，普华永道市场份额处于领先地位，有超过6000名雇员，为四大之最，但管理问题亦相应而生。此次怠工事件，给普华永道的中国业务蒙上了一层阴影。

　　“如果事情闹大，对接单肯定会产生影响。”普华永道香港办事处一名审计师说，“目前，各会计师事务所都人手紧张，大量招人，但市场上哪有那么多的现成审计师？如果集体辞职跳槽，普华永道的业务肯定会出现断档。”

　　他得知香港办事处多名审计师已经表露离职意向，“9月和12月份是个关卡，相信会走掉一大批人。”他说，“这不只是正常的人员流动。”

　　“而且，如果业内都知道普华永道在闹罢工，谁还敢把单子给你？” 他反问道。

　　该审计师不无忧虑地说，更为严重的是，一旦事情得不到及时解决，普华永道将无法完成已订立的合约任务，只得承担违约责任，形成连锁反应，后果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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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的隔阂

　　一篇名为“普华永道，两年足矣”的文章，在普华永道员工中广为流传。

　　文章中，一名今年2月份刚刚从普华永道辞职的一名员工，发出了无奈的感叹：“尽管经过了波折，尽管我越来越感受不到公司的人文关怀，我仍旧在努力尽职地做我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从那时开始，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能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2月是个很好的月份，我终于在2月选择了离开普华……我只是简单回忆了短短的不到两年光阴，就找到了无数个让我离开普华的理由。”

　　普华永道香港办事处一名审计师说，普华永道在专业服务方面无疑是非常优秀的，但这并不能掩饰它在企业文化方面的“缺失”。

　　那位离职员工言语犀利，却仍充满了对普华永道的眷恋和期待。他说，多数的高层职位是由国外调任的人员担任，“他们高高在上，缺乏对底层员工的了解”。而大多数的本土化的“低层员工感受不到关怀，他们的工作难以受到老板的承认，缺乏归属感”。

　　普华永道香港办事处的这名审计师总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原安达信中国区员工并入普华永道后，两种文化至今未能完全融合。“原来安达信在五大之中管理宽松，也最具有团队精神，归属感强，收入也最高，原安达信的员工已经习惯了原来的企业文化。”他说。这并非一家之言。

　　另一名原安达信员工这样写道：“我们不习惯普华的一切：低工资、没有加班费、没有海外培训……合并之后，我们仍旧回味着安达信，用安达信的笔袋，用安达信的门卡绳，用安达信的圆珠笔，用安达信的思想。”

　　或许，安达信的影响无法在短期内消除。